财政部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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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正确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企业实行增值税后期初存货的会计处理补充通知如下：
一、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实事求是地核实企业的期初存货，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企业应将1993年12月31日帐面“待扣税金”科目的余额，转入“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借记“待扣税金”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同时取消“待扣税金”科目。
2．企业期初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各类存货（包括在途材料、在途商品、原材料、产成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品、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等）的余额中已支付的按规定计算应予抵扣销项税额的期初进项税额，借记“待摊费用——期初进项税额”科目，贷记“材料采购”、“
商品采购”、“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产成品”、“库存商品”、“生产成本”、“加工商品”、“委托加工材料”、“材料成本差异”、“商品进销差价”等科目。这部分列作“待摊费用——期初进项税额”科目的已征税款，在国家统一处理办法下发前，不得抵扣
当期销项税额。国家统一办法下发后，会计处理方法另定。
二、外贸企业期初存货的会计处理方法另行通知。
请立即通知各级财政部门和企业执行。
199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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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8日的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开始，到5月28日广东深圳、湖南郴州和安徽六安三地分别曝出教师涉嫌猥亵小学女生的案件，20天内媒体已报道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令国人震怒，刺痛了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更引发了当今社会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反思。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媒体透露，该中心曾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时至今日却发现，相似案件仍在重复发生。该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大多数系熟人作案。在340件案件中熟人作案占68%；二是校园内发生的性侵案值得重视，在340件案件中有50件属此类；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性侵危害严重。比如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的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四是不满14周岁的被性侵幼女为大多数，占总数的63.8%，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参见《法制日报》记者张媛在该报2013年6月1日“人大立法”版上的采访报道）。这表明，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过发生，并非今天才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警觉、未发展到今天的严重程度罢了。应当认为，现在是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应当采取最为严厉的惩防措施的时候了。
根据近些年我国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分析，尤其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中关于该类犯罪特点的归纳揭露，全国上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紧急措施。强化防范力度，坚持惩防并举，全力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趋势。在笔者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惩防措施应当尽快推进：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侵害对象大多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特殊现象，必须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反思和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寻找遏制途径。笔者十分赞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观点，应当尽快废止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这是因为，嫖宿幼女罪原本就缺乏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功能，事实证明该罪的设置反生消极作用。一是，嫖宿幼女罪作为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漂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规定的，且将此罪置入社会管理范畴，这种刑法上的安排本身就是欠妥的。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而幼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更加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可以将此种性侵犯罪纳入社会管理而不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呢？二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有一种理解上的消极误导作用——用金钱开道什么事都可以干，甚至连幼女都可以睡，于是就有了“买处”、“破处”的不法分子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最弱势群体的幼女。甚至发生了小学校长肆无忌惮的带数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三是，嫖宿幼女罪弱化了整个社会对幼女性侵害后果的认识，助长了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从贵州的习水事件到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开房事件，不得不认为这是设置嫖宿幼女罪带出的严重社会后果。
奸淫幼女罪，原属于我国“79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97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条文规定均表述为：“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法理论界对该种犯罪的通说认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考虑到幼女的生理特点，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触，即视为强奸既遂，这体现了国家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周道莺、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笔者之所以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单设奸淫幼女罪取而代之，并直接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理由如下：首先，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奸淫幼女罪不能归入强奸罪，应当独立成罪。一方面，强奸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上接近成年的妇女和成年妇女，而奸淫幼女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另方面，成年妇女具有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幼女不具有这些能力，将其纳入强奸罪处理既有违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不利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方面，既然幼女与成年妇女之间缺乏可比性，则当然不宜以同一罪名处罚犯罪行为人，也不利于对以“买处”、“破处”等嫖宿之名奸淫幼女等犯罪行为施以从重打击，更不利于对幼女实行特别保护的政策。其次，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具有取代前者的成熟条件。一方面，奸淫幼女罪体现为对公民人身权利之保护，而嫖宿幼女罪的本质特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当然构成对幼女人生权利的侵犯，二者具有替代性。另方面，奸淫幼女罪不因被害幼女接受财物的影响，也不因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的影响，而嫖宿幼女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体现了奸淫幼女罪的表现方式。正如佟丽华所言：“金钱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后者对前者完全具有吸收性和容纳性。再方面，将嫖宿幼女罪归入奸淫幼女罪，不但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纠缠。比如，凡明知被害人系某校的小学女生，完全可以认定为“明知”其为幼女，因为按现今的小学六年制，小学阶段的女生除极个别外不可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学生。又比如，凡教师与小学女生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幼女，因为行为人本身存在较多“明知”的条件和经验。从而有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有效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
二、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
据媒体报道，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女生集体失踪。经警方侦查，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分别带4名女生和2名女生到酒店开房。经医院检查，6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该案经媒体报露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10日，警方对陈、冯二人刑事拘留。5月24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月28日，万宁市检察院以陈、冯二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已于当日立案受理（参见2013年6月10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的新闻追踪）。司法机关的举动令人欣慰。据最新报道，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陈在鹏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冯小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均受到国法的严惩。
陈在鹏、冯小松制造的“万宁性侵幼女事件”，从司法机关目前的走势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立案受理均定性为强奸犯罪，结果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以强奸罪追究责任，表明公安机关认定的猥亵儿童罪被否定，而且更是对《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之否定。客观现实已经表明，嫖宿幼女罪已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该种犯罪针对的是既无辨别能力又无反抗能力的幼女，即使表面现象的金钱交易，同样无法改变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犯罪性质。如果要强调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为首要条件，否则将无力遏制性侵幼女犯罪的蔓延。
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源自于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号召，其法律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的要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这些人，司法机关突出七类严重刑事犯罪（七类即指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七种重大刑事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奸淫幼女罪作为强奸类型列入其中。时至今时，地方各省市的“五长会议”在研究部署重大专项打击活动时，仍要求“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根据目前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幼女犯罪，从中央到地方完全可以重点部署、适时开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之专项斗争，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由此形成威慑机制，并深入各行各业，必将有效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通过司法解释统一从重处罚的量刑标准，减少盲目性，严把案件质量。《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司法机关量刑应掌握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性质”，即指什么性质的犯罪，确定怎么样的罪名，这其中准确确定罪名很重要，必须严格掌握。“犯罪情节”是指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即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犯罪动机、犯罪时机、环境和条件、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第67页）。这其中，尤其要注重对性侵犯罪的“从重处罚”的研究，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该类犯罪能否“从重打击”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从犯罪主体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犯罪的从重；教师奸淫未成年学生尤其是奸淫幼女的从重；利用抚养关系、亲戚关系、代管关系作案的从重。从犯罪手段上，暴力和暴力威逼、打骂施行犯罪的从重；先奸后卖、奸后强迫卖淫的从重，并应实行数罪并罚；多次作案，恶习较深、态度顽固的从重。对此类中极端恶劣者，笔者同意佟丽华的观点，可以立法引入类似化学阉割的域外制度，彻底摧毁作案人的犯罪意志。
除此之外，重教育、抓管控，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性犯罪属丑恶型犯罪，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底线。防范和惩治此类犯罪，应当德法兼施、惩防并举，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教育、治安、纪监等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广施电子跟踪和视频监控，发动自愿者介入，组织夜间巡逻，加强重点场所的管控，消灭死角地带。如此，必将有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之蔓延。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提高政府应急能力需加强程序建设
郑礼华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政府部门该如何快速应对，2008年的抗冰救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值得从多角度进行总结和思考。
从程序法的角度看，这次抗冰救灾工作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以湖南为例，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体现在：一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当冰雪突然袭来时，及时向全省发出红色冰冻警报，为抗冰救灾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和心理准备。二是科学及时的临机决策。通路、保电、安民，“三保”抓住了抗冰救灾的重点，“大救援、大分流、大破冰”三大战役成就了抗冰救灾的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成为冰路、2.7万台车和8万人严重受困的危急时刻，省委、省政府果断决定实施“全力救助、确保畅通、绕道而行、沿途分流”的应急方案，对这里抗冰救灾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是信息及时全面公开。通过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及时对外发布最新的抗冰救灾的措施、进度和情况，让社会对灾情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积极参与到抗冰救灾斗争中。四是有效的行政指导。为成功实施衡枣分流，实现京珠高速湖南段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8日，京珠高速粤北段的严重滞堵，湖南省委、省政府果断提出衡枣分流的对策，即从衡枣高速分流京珠高速南段滞留的车辆，对所有绕行车辆不罚款、不卸载、不检查、不收费，还给每辆分流车200元，劝说司机改道，发放公开信、分流示意图，媒体不间断广播路况信息和优惠政策。结果，1月28日至2月4日，经衡枣高速分流广西的车辆达6.6万台，进入京珠北上车辆5.3万台，大大减轻了京珠高速压力，衡枣高速分流线也因此被称为京珠大救援的“生命线”，十多万人得以疏散。
但是从全国来看，这次抗冰救灾工作也暴露出政府部门的很多问题。一是反应速度慢。体现在灾害可能性认识慢，灾后反应速度慢，解决危机决策慢，应急措施执行慢。二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发挥的功效不明显，应急预案没有发挥实实在在的效果。面对危机，大家似乎来不及考虑什么法，在关键问题上预案也没派上用场，仓促迎战，临时找办法。考虑不周全，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也是自然。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还有行政程序上的问题，就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没有一套周密顺畅的程序。早在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就开始建立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家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编制了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还结合实际编制了专项应急预案和保障预案；许多市（地）、县（市）以及企事业单位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200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突发事件应对规定之详尽，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应急管理的一个万能方案，是应急管理的行动指南。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但是，为什么在今年的抗冰救灾实际工作中，运行起来并不理想，问题出在哪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我认为主要是运行程序上的问题。我国并没有专门应对冰雪灾害的专项应急预案。在当前国家部门分割的体系下，没有专项预案，就意味着没有部门牵头；没有部门牵头，就没有真正部门来主管此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急管理本就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组织、统筹和应对工程，完全靠个别领导的临机决策或者组织，当然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应在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建设，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
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建设，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行政程序是明确权责、合理分工的重要依据。行政程序就是一种管理流程。没有责任，没有分工，我们不能期望哪个部门会主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没有流程，没有安排，我们也不能期望工作能顺畅运转。只有明确各个行政主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程序义务，如谁应关注突发公共事件收集信息，进行预测和预警；谁应进行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监督管理如何运行？应急管理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程序的怎样一步步向前推进，具体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如何？违反程序，没有预警、没有及时启动应急方案、胡乱决策或者缓决策、不决策、不执行、缓执行应急措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进行问责？只有有了清晰的程序，才能保障行政机关面对危机能快速高效运转，否则既可能是越管越忙，甚至管出问题，也有可能是行政机关集体不作为。
其次，行政程序是增强行政执行力，提高行政应急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首先是科学的程序，必要的程序。简化不必要的层次和环节，是加强程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如对情况上报、决策作出、措施落实、时限的规定，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拖延敷衍、封锁消息。
再次，科学合理的程序在应急的全过程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科学合理的程序能防患于未然，及时将重大的危机和隐患扼杀在摇篮中；能保证行政机关从容、科学、及时地应对危机，将社会遭受的损失和解决危机支付的成本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还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危机。
总结抗冰救灾工作中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重点突出以下程序的建设：
一是关注与报告制度。面对危机，时间就是生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一定要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对突发公共事件，早一天关注，早一个小时关注，甚至早一分钟关注，都能为危机的化解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关注的主体，从是否具有特定义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赋有特定关注义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监测与预警部门工作人员。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另一种是社会公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时候，身处在第一现场的群众往往最先获得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如何让这两类主体能关注好突发公共事件，关注之后有多种畅通的渠道最及时地向相关部门或者上一级部门报告，对于化解突发公共事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要从第一现场开始。我们现在的公开，一是速度太慢，二是途径太窄，三是公开的内容角度奇特。往往只是通过报刊、网络、电视中的某一种方式公开，事情已经圆满解决或者是实在解决不了才公之于众，主要还是介绍如何抗灾救灾，而不针对具体的问题报道。这与行政机关应对危机一贯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今年湖南抗灾的一些做法就很好，如启动应急预案之后，对分区域停电的时间表在网上公布，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及时报道抗冰救灾的最新动态，让老百姓心里有所预期，不至于陷入恐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受灾严重，但是老百姓的怨气很少的重要原因。
三是应急处置与救援制度。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应立即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采取下列多种应急处置措施。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些具体的措施，这里也需要注意程序问题。首先要能明确救援的重点，其次是安排应急处置与救援的分工、流程，然后是对各地救援实施的监督和督促。否则救援工作就可能出现混乱，抓不住重点，落实不到实处。首先要明确救援的重点，是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四是行政指导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这次抗冰救灾，除了衡枣分流，铁路部门引导旅客退换火车票，广州政府引导返乡人员就地过年，对化解这场危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对公众的引导不应仅限制在一级、二级警报之后，而应该贯彻在应急管理过程的始终。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媒体透露，该中心曾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时至今日却发现，相似案件仍在重复发生。该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大多数系熟人作案。在340件案件中熟人作案占68%；二是校园内发生的性侵案值得重视，在340件案件中有50件属此类；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性侵危害严重。比如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的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四是不满14周岁的被性侵幼女为大多数，占总数的63.8%，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参见《法制日报》记者张媛在该报2013年6月1日“人大立法”版上的采访报道）。这表明，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过发生，并非今天才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警觉、未发展到今天的严重程度罢了。应当认为，现在是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应当采取最为严厉的惩防措施的时候了。
根据近些年我国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分析，尤其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中关于该类犯罪特点的归纳揭露，全国上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紧急措施。强化防范力度，坚持惩防并举，全力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趋势。在笔者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惩防措施应当尽快推进：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侵害对象大多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特殊现象，必须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反思和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寻找遏制途径。笔者十分赞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观点，应当尽快废止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这是因为，嫖宿幼女罪原本就缺乏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功能，事实证明该罪的设置反生消极作用。一是，嫖宿幼女罪作为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漂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规定的，且将此罪置入社会管理范畴，这种刑法上的安排本身就是欠妥的。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而幼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更加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可以将此种性侵犯罪纳入社会管理而不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呢？二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有一种理解上的消极误导作用——用金钱开道什么事都可以干，甚至连幼女都可以睡，于是就有了“买处”、“破处”的不法分子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最弱势群体的幼女。甚至发生了小学校长肆无忌惮的带数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三是，嫖宿幼女罪弱化了整个社会对幼女性侵害后果的认识，助长了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从贵州的习水事件到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开房事件，不得不认为这是设置嫖宿幼女罪带出的严重社会后果。
奸淫幼女罪，原属于我国“79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97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条文规定均表述为：“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法理论界对该种犯罪的通说认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考虑到幼女的生理特点，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触，即视为强奸既遂，这体现了国家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周道莺、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笔者之所以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单设奸淫幼女罪取而代之，并直接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理由如下：首先，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奸淫幼女罪不能归入强奸罪，应当独立成罪。一方面，强奸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上接近成年的妇女和成年妇女，而奸淫幼女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另方面，成年妇女具有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幼女不具有这些能力，将其纳入强奸罪处理既有违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不利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方面，既然幼女与成年妇女之间缺乏可比性，则当然不宜以同一罪名处罚犯罪行为人，也不利于对以“买处”、“破处”等嫖宿之名奸淫幼女等犯罪行为施以从重打击，更不利于对幼女实行特别保护的政策。其次，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具有取代前者的成熟条件。一方面，奸淫幼女罪体现为对公民人身权利之保护，而嫖宿幼女罪的本质特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当然构成对幼女人生权利的侵犯，二者具有替代性。另方面，奸淫幼女罪不因被害幼女接受财物的影响，也不因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的影响，而嫖宿幼女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体现了奸淫幼女罪的表现方式。正如佟丽华所言：“金钱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后者对前者完全具有吸收性和容纳性。再方面，将嫖宿幼女罪归入奸淫幼女罪，不但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纠缠。比如，凡明知被害人系某校的小学女生，完全可以认定为“明知”其为幼女，因为按现今的小学六年制，小学阶段的女生除极个别外不可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学生。又比如，凡教师与小学女生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幼女，因为行为人本身存在较多“明知”的条件和经验。从而有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有效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
二、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
据媒体报道，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女生集体失踪。经警方侦查，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分别带4名女生和2名女生到酒店开房。经医院检查，6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该案经媒体报露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10日，警方对陈、冯二人刑事拘留。5月24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月28日，万宁市检察院以陈、冯二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已于当日立案受理（参见2013年6月10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的新闻追踪）。司法机关的举动令人欣慰。据最新报道，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陈在鹏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冯小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均受到国法的严惩。
陈在鹏、冯小松制造的“万宁性侵幼女事件”，从司法机关目前的走势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立案受理均定性为强奸犯罪，结果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以强奸罪追究责任，表明公安机关认定的猥亵儿童罪被否定，而且更是对《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之否定。客观现实已经表明，嫖宿幼女罪已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该种犯罪针对的是既无辨别能力又无反抗能力的幼女，即使表面现象的金钱交易，同样无法改变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犯罪性质。如果要强调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为首要条件，否则将无力遏制性侵幼女犯罪的蔓延。
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源自于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号召，其法律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的要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这些人，司法机关突出七类严重刑事犯罪（七类即指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七种重大刑事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奸淫幼女罪作为强奸类型列入其中。时至今时，地方各省市的“五长会议”在研究部署重大专项打击活动时，仍要求“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根据目前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幼女犯罪，从中央到地方完全可以重点部署、适时开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之专项斗争，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由此形成威慑机制，并深入各行各业，必将有效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通过司法解释统一从重处罚的量刑标准，减少盲目性，严把案件质量。《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司法机关量刑应掌握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性质”，即指什么性质的犯罪，确定怎么样的罪名，这其中准确确定罪名很重要，必须严格掌握。“犯罪情节”是指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即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犯罪动机、犯罪时机、环境和条件、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第67页）。这其中，尤其要注重对性侵犯罪的“从重处罚”的研究，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该类犯罪能否“从重打击”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从犯罪主体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犯罪的从重；教师奸淫未成年学生尤其是奸淫幼女的从重；利用抚养关系、亲戚关系、代管关系作案的从重。从犯罪手段上，暴力和暴力威逼、打骂施行犯罪的从重；先奸后卖、奸后强迫卖淫的从重，并应实行数罪并罚；多次作案，恶习较深、态度顽固的从重。对此类中极端恶劣者，笔者同意佟丽华的观点，可以立法引入类似化学阉割的域外制度，彻底摧毁作案人的犯罪意志。
除此之外，重教育、抓管控，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性犯罪属丑恶型犯罪，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底线。防范和惩治此类犯罪，应当德法兼施、惩防并举，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教育、治安、纪监等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广施电子跟踪和视频监控，发动自愿者介入，组织夜间巡逻，加强重点场所的管控，消灭死角地带。如此，必将有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之蔓延。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提高政府应急能力需加强程序建设
郑礼华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政府部门该如何快速应对，2008年的抗冰救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值得从多角度进行总结和思考。
从程序法的角度看，这次抗冰救灾工作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以湖南为例，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体现在：一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当冰雪突然袭来时，及时向全省发出红色冰冻警报，为抗冰救灾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和心理准备。二是科学及时的临机决策。通路、保电、安民，“三保”抓住了抗冰救灾的重点，“大救援、大分流、大破冰”三大战役成就了抗冰救灾的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成为冰路、2.7万台车和8万人严重受困的危急时刻，省委、省政府果断决定实施“全力救助、确保畅通、绕道而行、沿途分流”的应急方案，对这里抗冰救灾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是信息及时全面公开。通过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及时对外发布最新的抗冰救灾的措施、进度和情况，让社会对灾情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积极参与到抗冰救灾斗争中。四是有效的行政指导。为成功实施衡枣分流，实现京珠高速湖南段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8日，京珠高速粤北段的严重滞堵，湖南省委、省政府果断提出衡枣分流的对策，即从衡枣高速分流京珠高速南段滞留的车辆，对所有绕行车辆不罚款、不卸载、不检查、不收费，还给每辆分流车200元，劝说司机改道，发放公开信、分流示意图，媒体不间断广播路况信息和优惠政策。结果，1月28日至2月4日，经衡枣高速分流广西的车辆达6.6万台，进入京珠北上车辆5.3万台，大大减轻了京珠高速压力，衡枣高速分流线也因此被称为京珠大救援的“生命线”，十多万人得以疏散。
但是从全国来看，这次抗冰救灾工作也暴露出政府部门的很多问题。一是反应速度慢。体现在灾害可能性认识慢，灾后反应速度慢，解决危机决策慢，应急措施执行慢。二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发挥的功效不明显，应急预案没有发挥实实在在的效果。面对危机，大家似乎来不及考虑什么法，在关键问题上预案也没派上用场，仓促迎战，临时找办法。考虑不周全，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也是自然。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还有行政程序上的问题，就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没有一套周密顺畅的程序。早在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就开始建立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家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编制了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地还结合实际编制了专项应急预案和保障预案；许多市（地）、县（市）以及企事业单位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200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突发事件应对规定之详尽，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应急管理的一个万能方案，是应急管理的行动指南。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但是，为什么在今年的抗冰救灾实际工作中，运行起来并不理想，问题出在哪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我认为主要是运行程序上的问题。我国并没有专门应对冰雪灾害的专项应急预案。在当前国家部门分割的体系下，没有专项预案，就意味着没有部门牵头；没有部门牵头，就没有真正部门来主管此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急管理本就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组织、统筹和应对工程，完全靠个别领导的临机决策或者组织，当然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应在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建设，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
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程序建设，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行政程序是明确权责、合理分工的重要依据。行政程序就是一种管理流程。没有责任，没有分工，我们不能期望哪个部门会主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没有流程，没有安排，我们也不能期望工作能顺畅运转。只有明确各个行政主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程序义务，如谁应关注突发公共事件收集信息，进行预测和预警；谁应进行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监督管理如何运行？应急管理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程序的怎样一步步向前推进，具体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如何？违反程序，没有预警、没有及时启动应急方案、胡乱决策或者缓决策、不决策、不执行、缓执行应急措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进行问责？只有有了清晰的程序，才能保障行政机关面对危机能快速高效运转，否则既可能是越管越忙，甚至管出问题，也有可能是行政机关集体不作为。
其次，行政程序是增强行政执行力，提高行政应急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首先是科学的程序，必要的程序。简化不必要的层次和环节，是加强程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如对情况上报、决策作出、措施落实、时限的规定，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拖延敷衍、封锁消息。
再次，科学合理的程序在应急的全过程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科学合理的程序能防患于未然，及时将重大的危机和隐患扼杀在摇篮中；能保证行政机关从容、科学、及时地应对危机，将社会遭受的损失和解决危机支付的成本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还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危机。
总结抗冰救灾工作中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重点突出以下程序的建设：
一是关注与报告制度。面对危机，时间就是生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一定要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对突发公共事件，早一天关注，早一个小时关注，甚至早一分钟关注，都能为危机的化解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关注的主体，从是否具有特定义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赋有特定关注义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监测与预警部门工作人员。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另一种是社会公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时候，身处在第一现场的群众往往最先获得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如何让这两类主体能关注好突发公共事件，关注之后有多种畅通的渠道最及时地向相关部门或者上一级部门报告，对于化解突发公共事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要从第一现场开始。我们现在的公开，一是速度太慢，二是途径太窄，三是公开的内容角度奇特。往往只是通过报刊、网络、电视中的某一种方式公开，事情已经圆满解决或者是实在解决不了才公之于众，主要还是介绍如何抗灾救灾，而不针对具体的问题报道。这与行政机关应对危机一贯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今年湖南抗灾的一些做法就很好，如启动应急预案之后，对分区域停电的时间表在网上公布，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及时报道抗冰救灾的最新动态，让老百姓心里有所预期，不至于陷入恐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受灾严重，但是老百姓的怨气很少的重要原因。
三是应急处置与救援制度。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应立即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采取下列多种应急处置措施。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些具体的措施，这里也需要注意程序问题。首先要能明确救援的重点，其次是安排应急处置与救援的分工、流程，然后是对各地救援实施的监督和督促。否则救援工作就可能出现混乱，抓不住重点，落实不到实处。首先要明确救援的重点，是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四是行政指导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这次抗冰救灾，除了衡枣分流，铁路部门引导旅客退换火车票，广州政府引导返乡人员就地过年，对化解这场危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对公众的引导不应仅限制在一级、二级警报之后，而应该贯彻在应急管理过程的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