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李 金 泽
内容摘要：本文反思了我国大陆现有监管法制的现状，尤其是法律体系、法制的价值取向、法定主体权责构造、监管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监督机制、适应银行业国际化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重视立法规划和系统化、立足国情借鉴外国经验、正确处理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和严格监管的关系、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相关的制度及其它具体监管制度等措施。
关键词：银行 银行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作者简介：李金泽，法学博士，现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法律事务部工作，已发表法学学术论文50余篇，独著《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共七个条文，规制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审批，金融机构业务的稽核、稽查监督、存贷款利率的监管、财会信息查核，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等内容。[2]
《商业银行法》则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设立的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银行存贷款业务中的义务、谨慎性要求、禁止业务、财务报告、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及违反法律的责任等内容。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到补充基本法律之缺漏的作用，因为直接针对两个大法缺漏的条例和规章，尤其是比较系统的文件形式尚没有。众所周知，《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已经颁行五年了，但对两大法作补充性解释的系统条例或规章均未出台。事实上，两大法不仅有许多未作明确规制的问题，而且诸多条文也有待进一步阐释，行政法规、规章虽在两大法出台后的数年内产生不少，却无此两大法的系统实施细则。其次，银行监管有关的条例和规章相互之间或与两大基本法律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或直接抵触之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监管规则对基本法律的重复其为突出，如1996年6月1日发布的《贷款通则》中第4、5、13、24（第一项）、29（第一款）、62、63、64、68、69条等条款都与《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相重复，有的则仅是简单的复述。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重叠则更为严重，如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大量直接照搬了《票据法》、《票据管理办法》的规定，与此同时，它还与1994年10月9日《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1993年5月21日《商业汇票办法》、1994年10月9日《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3]等规章有许多重叠的内容。《支付结算办法》中有关“信用卡”规定的第三章（共32个条文）绝大多数内容均直接来自1996年4月1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4]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之间有不协调或抵触的情形也不少。同时并行适用的《支付结算办法》（1997年）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1996年）就有此种现象，前者的第132条规定“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信用卡。……”后者的第5条则指出“商业银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信用卡。”“非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的驻华代表机构不得经营信用卡业务。”很显然，《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已排除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信用卡及经营信用卡业务的可能性，而《支付结算办法》则只要求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经批准不得发行”，两者已明显抵触，况且《支付结算办法》第133条已明确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申请发行信用卡。再次，一些法规和规章因未能及时修订已有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条文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或者无法适应现时的经济生活之需要。如人民银行1986年4月16日发布的《再贴现试行办法》、1990年《利率管理暂行规定》[5]等便属此类。从这两个文件的名称及发布的时间来看，分别历经14年和10年的规章仍然处于“试行”和“暂行”的状态，这足以表明银行监管规章的严重滞后。从两个文件的具体内容来看，其中与经济现实或现行法律、法规不相符之处也不乏：1）“专业银行”的用语在两个文件都出现了，但自《商业银行法》出台后，“专业银行”的用语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谓不合法了。2）《再贴现试行办法》仅限于对“专业银行”的贴现也与《人民银行法》第22条第（三）项规的“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不相适应。3）《再贴现试行办法》第5条规定的“再贴现率暂定为3.75‰，略低于对专业银行的一般贷款利率”也不合时宜了。因为人民银行于1997年3月1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开办再贴现业务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再贴现利率按同档次再贷款利率下浮10%执行。”[6]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章确立的第4—10条原则性规定中，绝大多数条文为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及协调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作出原则性要求，这种设计也为后面的具体制度选择取向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第三章“存款人的保护”的绝大部分条文及第四章“贷款和其业务的基本规则”的多数条文都是对银行与客户的私法关系的规制。[7]笔者并不是认为《商业银行法》不应对私法关系作规制。但是这种立法选择取向，反映了立法者试图通过严格规制私法关系来实现监管的目标，有监管权力干预私法关系之嫌。反过来，因这些条文占据了将近20个条文，使得总共仅有91条的《商业银行法》很难系统而全面地构筑真正有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规则和制度。从德国《银行法》[8]的框架来看，该法第一章界定了信用机构的法律意义及联邦监督局的法律地位；第二章“关于信用机构的条款”仍然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公法性义务”，诸如自有资本、信用机构集团的自有资本、清偿能力、对投资的限制、企业之间的关系[9]、高额信贷[10]、信用机构集团发放的高额信贷、近亲信贷、对近亲信贷的申报义务、责任条款、资信证明等等，即使其中的“储蓄业务”也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强制性义务；第三章“对信用机构的监督条款”；第四章“特别条款”，主要处理监督局监督与其他监督及在外国注册之后的监督等问题；第五、六章“处罚条款、罚款条款”、“过渡条款和最终条款”。这些规则几乎没有直接针对信用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私法关系作出规制的内容。日本在56年修改后的《银行法》及其配套施行令也未对私法关系作出规制。法国1984年《银行法》虽在第四、五章分别规定了“信贷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及“对企业贷款的发放”。但从内容上来看，第四章只有两个条文，仅提及活期帐户的开立问题及授权咨询委员会研究信贷机构与客户间的关系及有关建议，而未直接针对具体的私法关系。第五章第60条原则性规定了信用机构对企业的贷款安排的履行问题，第61条则针对贷款接受人的债权之转让问题，这两条属私法关系。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11]具体业务的监管并非不必要，但是完全或高度依赖具体业务的监管有如下弊端：（1）业务监管规则过于广泛，使得力量有限的监管主体之监管很难得到有效落实，特别是我国监管主体正处于不断发展阶段，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技术都极为有限。这务必导致该管的不能有效管，不该管的却去管。（2）广泛的业务监管规则之生成为监管主体滥用监管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增大，而被监管的银行则不惜借助违法手段来规避监管，这两者促成了监管成本的徒增及银行追求经济效率的目标受到侵蚀。
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制定的重要监管条例（28个）[12]来看，其中直接针对银行业务的规则有：《平等信贷机会的规定》（B条例）、《电子资金转让的规定》（E条例）、《金融证券交易的延伸贷款规定》（G条例）、《支票托收和资金转移的规定》（J条例）、《银行对证券交易的信用贷款比例的规定》（L条例）、《诚实信贷条例》（Z条例）等，其余大多为银行与联储及银行之间、银行业务的谨慎性要求等方面的规定，而且即使前述的几个条例也侧重于对银行业务的谨慎要求作规制。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结算等情况随时稽查、检查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尽管《商业银行法》对这些职权的规制有所补充，但是在监管权力的运作上仍是缺少详尽的规定，这使得诸多权力不便于操作，尤其是无法促成监管权力的合法运作。如关于人民银行有权对企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及相关资料的检查权，《商业银行法》仅在第62条原则性地规定：“……随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行法》则与此不同，该法虽然在“征询和稽核”上仅有两个条文，[13]但是第44条所设计的机制可操作性强，该条从如下几方面构筑征询和稽核权的实现机制：（1）要求信用机构及其成员有义务提供有关资料，并不需任何特别许可；（2）赋予监督局工作人员可为检查而进入信用机构的营业室；（3）监督局可通过参加股东大会、社员大会及监督机构的会议来实现；（4）可为检查而要求召开前项所列的各种会议，并可规定会议日期、议决事项等。
其次，法律对人民银行行使监管职权的保障机制构造上不健全。如在稽核检查监督权行使的保障上仅规定“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表的，”“拒绝中国人民银行稽核、检查监督的”可对商业银行进行处罚。这种规定很显然把提供有关材料和信息不及时、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情形疏忽，同时此处也未要求给银行内部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相应的处罚。[14]这不利于保证人民银行监督职权履行的有效性。新加坡1971年《银行法——审批银行执照和规定银行业务的银行法》则明确地把刑事和行政制裁责任落实于特定的人身上，如该法第60条的责任主体都是“银行的任何董事、经理、信托人审计员、职工或代理人”，“故意漏记帐”、“故意做或嗦使别人做假帐”、“故意将某项记录改变、抽出、隐藏或销毁，或故意嗦使别人这样做，”这些“均作为违反本条例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或不超过3年的徒刑，或二者并行。”[15]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收率、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17]这些补充使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监管制度已比较完善。但是《商业银行法》对关联贷款(对关系人发放贷款)的规定尚有如下不足：1)对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程序未严格规制。立法只是规定发放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的同类贷款的条件，这种规定为关系人(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董事、管理人员自己及其近亲属)借所谓的“担保”暗渡陈仓，开方便之门。德国《银行法》对近亲信贷增设了“仅当根据全体业务领导人的一致通过的决议，且得到监督机构的明确同意时才提供”。[18] 2)立法未给监管主体——人民银行具体实施监督创设有效的机制。德国《银行法》设定的“申报义务”[19]机制值得借鉴。3)“关系人”的范围之界定尚有不足，即一方面未对近亲属作出明确的限定，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的股东(尤其是持有较高比例股份的企业)纳入关系人的范围。事实上，这类人也可能因其持股关系而取得“方便”的贷款，从而徒增银行的经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吉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政令 第1号
吉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工作的领导。本办法的贯彻实施由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会同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本办法贯彻实施的监督检查由省政府法制局负责。
各市、地、州、县人民政府（行署）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组织贯彻实施本办法的行政主管机构和监督检查机构。
第二章 落实企业经营权
第三条完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施国家确定的资产经营形式，把资产经营效益作为承包的主要内容，由单纯利润承包转变为资产经营承包。资产经营承包是以企业占用国有净资产数额，即企业全部资产减去企业净负债的总资产为对象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形式。实行全员资产承包的企业，应实行全员风险抵押，全员对国有资产经营状况负责。
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必须明确规定国有净资产保值、增殖和上交利润等主要指标。承包基数，由国有净资产增殖和上缴利润两部分组成，原则上依据企业占用国有净资产数额和银行贷款利率及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
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税利分流、分管分用、税后还贷、税后资产承包”的办法。在完善各类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营从价值形态上实行有效管理，使企业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授权部门应为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创造条件。股份制试点须报体改部门并由其会同有关部门审批。
企业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制。租赁经营制是在不改变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国家授权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可以是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实行租赁的企业，出租方与承租方应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应当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殖以及租赁费等主要内容。
第四条除法律和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产品、商品外（以国家发布的产品目录为据），企业都有权生产经营。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实行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
第五条地方政府和部门对外地企业或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区经营或销售的，要在场地、设施、税费、服务等方面与本地企业、商品一视同仁，不得采取封销、限制及其他歧视性措施。
第六条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供货的物资，有权要求与供货方签订合同的。合同应当包括供货品种、规格、材质、数量、时间、双方权利及义务、法律责任等主要条款。供货方未履行合同的，企业向下达计划的单位申诉后仍未得到解决时，有权停止生产指令性产品，并可以根据本企业蒙受损失情况，依照有关合同法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违约责任。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不符合要求的可以退回并另行采购。
第七条省有关部门应为企业获得进出口权创造条件。没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可以不受地区和行业限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外贸代理企业，多口岸从事进出口业务，并有权与外贸代理企业共同与外商谈判，也可在外贸代理企业设立业务部或分公司。企业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境外直接承揽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提供其他劳务。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和年出口创汇１００美万元以上的企业，可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本企业经常出入境的业务人员名额。出入境手续，省属企业报省主管部门批准，市属以下企业报市主管部门批准。省和市外事、经贸、人事、公安、外汇管理等部门在具体审批方式上，建立集中审批机构，对出入境手续实行一次性审批。
除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国家控制的少数商品外，易货贸易的商品不需办理进出口审批和许可证手续；不受经营范围和专业分工的限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运输方式和接发货口岸。
第八条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企业用技术、设备、半成品和成品到省外投资办企业的，用留用资金或自筹资金在省外投资或举办非贸易性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的，在省外筹资兴办企业的，均由企业自主决定。
企业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地区发展规划，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包括银行货款）从事生产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企业自筹资金要经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进行验资，验资后应出具验资证明。企业获得验资证明后，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具认可企业自主立项的文件，经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部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自企业自主决定开工。
使用国内资金的建设项目，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审批建设项目时，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开工项目列入本年度计划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审批开工报告。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按权限应由省有关部门审批的，只审批项目建议书，不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但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报政府授权部门备案。审批部门在接到企业报告后，按照有关审批期限的规定，逾期不答复的，企业可视同批准，组织施工。
企业利用政府投资和国内银行贷款从事生产性建设，在征得投资方同意的前提下，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和开工。
企业在不违反当地城市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可自主决定厂区内的建设项目，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九条企业根据生产实际，有权自主处理闲置设备。但企业处置关键、成套设备或重要建筑物时，须报同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企业通过联营的形式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资格的，其审批程序，按《吉林省设立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审批的若干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企业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有权自主决定招工时间、条件、方式、数量。企业在城镇招工，不受区域限制。企业也可以从农村招工，不改变其农村户口，把用工和户籍管理分开。同城企业的职工调动（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不再经主管部门批准，只要调出调入的企业同意即可生效。
企业有权按照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决定辞退本企业职工，或经职代会讨论同意后开除本企业职工。
企业对退役军人、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及其他需要照顾人员的就业，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需要优先安排就业的人员只在一次就业机会中享有优先权。优先照顾人员一经被企业录用、接收，其在企业优化劳动组合、实行合同制、辞退等方面与其他职工相同。
第十二条 企业按“两个低于”原则和企业实行情况，自主确定工资总额，确定后的工资总额年初一次报劳动部门备案。企业应根据效益情况，合理编制工资使用方案，自行确定工资制度和具体分配形式。
企业厂长（经理）工资可打破现行工资等级和标准的限制，实行聘任工资或承包工资。聘任工资或承包工资的标准由聘任部门或发包部门决定。
第十三条《条例》发布以前我省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下发的要求企业对口设置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的文件，一律废止。企业是否保留、撤销、合并这些机构，由企业自主决定，任何单位不得干预。
第三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十四条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定期进行财产盘点和审计，做到帐实相符，如实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企业以少计成本或者挂帐不摊等手段造成利润虚增或潜亏的，企业应按财政部门批准的财务决算调整有关帐目。有关部门应对责任者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企业必须从留利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企业风险基金。企业工资、奖金分配应当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
第十六条企业应执行资产负债损益考核制度。发生年度经营性亏损或未完成效益指标的，企业应以留用资金抵补。不足部分可以用下一年度的利润弥补；下一年度利润不足弥补的，可以在五年内用所得税前利润弥补。延续五年未弥补的亏损，用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弥补。发生未弥补的亏损，应作为所有者权益减项反映。
发生经营性亏损的企业或未完成效益指标的企业，职工不发奖金，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应根据责任大小，相应减发工资。企业用下年盈利补足亏损或应交指标后，可补发所扣收入，但不计入当年工资总额。
长期亏损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扭亏任务的，可根据扭亏额度相应增加职工工资；企业在期限内扭亏的，当年盈利全部留给企业。对于政策性亏损的企业实行亏损包干，节余全留、超亏不补。
第四章 企业变更和终止
第十七条企业可依据市场需求和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我省经济发展规划和工业结构调整规划，实行联营或组建企业集团。
企业变更和终止，必须经注册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清算报告（包括清算期内的收支报告表）等帐册进行验证之后，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或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企业不得转产国家和省明令禁止生产和淘汰的产品；转产国家和省限制发展的产品，需报同级经委（计经委）审批；转产与指令性计划产品相同的产品，只要不列入指令性计划内，不需计划下达部门批准。
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和国家产业政策，主动实行转产、加速调整产品结构的，有关部门应当在生产要素调度上给予照顾和扶持。
第十九条停产整顿一般限于产品有市场、原料有来源、技术装备有一定能力，只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但未达到破产程度的企业。停产整顿期限不超过一年。
停产整顿期间，企业要对生产设备进行全面维护保养；要改革工艺、开发新产品；要组织职工进行业务技术培训。
停产整顿期间，财政部门应准许其暂停上交承包利润；银行贷款应予以挂帐停息；企业可暂停提取机器设备折旧和大修理基金，适当核减工资总额，停止发放奖金，酌情减发工资，但职工收入不能低于城镇定期定量救济和优抚、社会福利事业收养（站）人员生活费标准。
第二十条系统内企业的合并，由政府授权部门组织各方制定合并方案，签订合并协议，并予以批准。跨系统、跨地区企业的合并，由上一级政府授权部门组织各方制定合并方案，签订合并协议，并予以批准。
合并后的企业必须承担原企业的债权债务。
第二十一条企业兼并其他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被兼并的企业，须经企业资产所有者管理部门批准。企业兼并或被兼并须经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兼并企业、被兼并企业及其资产所有者协商签订兼并合同后，兼并行为即可生效。
企业兼并后，被兼并企业原拖欠的税款经批准可以适当减免；银行对被兼并企业欠其的债务，可以酌情停减利息，或准其延期支付利息。被兼并企业原享受的减免税优惠政策两年内不变。政府主管部门可适当核减兼并企业的承包基数。
全民所有制企业兼并集体所有制企业后，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被兼并企业的集体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可转为全民合同制职工；集体企业兼并全民企业，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全民固定职工可暂保留原身份。
第二十二条小型工业企业可以拍卖。拍卖前须进行资产评估。确定拍卖底价时应考虑资产净值、承担债务、保留劳动岗位等多方面因素，合理确定。允许私营、个体经济和鼓励外地企业、外商购买国有企业。企业拍卖后所获资金按原资产构成比例划分使用范围和确定再投资的投向。被拍卖企业的职工原则上由购买企业安置，经协商也可采用其他方式就业。
第二十三条对解散或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可以通过“集体自救、系统内调、自谋职业、社会安置”相结合的途径解决。本系统内安置确有困难的，可解除劳动合同，由社会安置或交社会保险部门按待业处理。对关停、破产、小企业拍卖出现的待业职工，应鼓励其自谋生计、创办企业，有关部门应按省政府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支持。
第五章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十四条政府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决定或批准企业厂长（经理）的任免。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实行厂长（经理）、书记一人兼职。实行党政一人兼职的大中型企业，应配备专职党委副书记。企业一律不定级别，管理人员不再套用行政级别。企业厂长（经理）由政府或其授权部门任免，也可以公开招聘，还可以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行政副职，经有关领导部门资格审查后，可由厂长（经理）任免。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经过一定程序考核、讨论后，由厂长（经理）决定任免。
第二十五条政府及其部门对国有资产实施管理、监督。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每年考核一次国有资产保值、增殖指标；对承包企业可以采取当年考核、整个承包期统算的办法。
（二）审计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资产负债和损益的合法性、真实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和审计监督。每年进行一次。
企业为搞活经济和发展生产而采取的一些灵活经营手段，只要不影响企业发展，不损害国家利益，审计部门对其不作违纪处理。
审计部门已经或正在进行审计的事项，有关财经管理部门不再进行重复检查；如遇有特殊情况需再度检查的，应征得审计部门同意。
（三）由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收益的分配方式、比例或定额，以确保国有资产的收益。
（四）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除留用资金投资项目外，对于限额以上的改造项目、大中型生产性建设项目实行分级分档审批制度，并实行项目业主责任制。基本建设项目由计委审批，技改项目由经委审批。省计经委应定期发布国家产业政策信息。
（五）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的有偿转让，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有关部门在接到企业的报告后，七天之内给予是否可以处理的明确答复；三十日之内批准企业申请报告，逾期不答复的，企业可视为同意，自行处理后报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政府及其部门对企业实行宏观管理。
（一）按照“小机构、大服务”和建立省级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政府对企业不再实行直接管理。撤并部分专业管理部门，加强综合调控部门。有条件的专业部门可组建经济实体，在企业同意的前提下可组建行业协会（商会），有的可转化为咨询服务类公司，有的可按新体制要求改建为资产经营公司。
（二）按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及产业政策，编制省及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及实施办法。组织实施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通过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其他措施，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引导企业大力进行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四）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作用。行业协会受政府的委托，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反馈行业发展的有关信息，组织行业信息交流、咨询培训，实施行规约束等自律性管理。
第二十七条政府及其部门促进各类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一）巩固和完善现有各类初级商品市场，有计划地建立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批发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市场运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二）按照国家政策和计划要求，建立和完善各类商品市场，如租赁、转让等；建立省级拍卖商行，指导与协调全省的拍卖工作。
（三）加强市场管理，制定有效措施和管理办法，把市场交易活动纳入依法经营轨道。同时，改革价格体系，放开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定价。
（四）集中精力开发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１、劳务市场：建立劳务、人才交流市场，承担企业委托的招工、人才交流、职业介绍、待业人员培训等。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规则健全、信息灵敏、服务周到的劳务市场体系。劳务市场逐步实现全方位开放，加强地区间、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协调与合作。劳务市场应健全规则，依据劳务市场的调控职能，调控劳动力的流向与流量。
２、金融市场：扩大和完善资金拆借和短期资金市场，扩大有价证券发行，发展中长期资金市场，建立和培育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发行转让市场、商业票据贴现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
３、技术市场：发挥科研院、校、所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人才优势，组建技术市场，为企业提供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课题承包和技术咨询等多方面服务。
４、信息市场：开发信息资源，健全信息机构，改善服务手段，努力建立健全覆盖全省、沟通国内外、分工合理、反应灵敏的信息市场体系。
第二十八条政府及其部门应采取措施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一）养老保险：
企业实行养老保险费省级统筹，基本养老保险金由企业按政府规定比例在税前缴纳。养老保险费可逐步增加个人承担的比例。
企业以自有奖金筹集的保险基金，其数额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确定，并向社会保险公司投保，政府减免此项税收。
（二）待业保险：
企业必须参加待业保险。按省政府有关规定，逐步扩大待业保险救济对象。职工待业保险金计入企业生产成本。待业保险金的收缴标准，按工资总额的１％收缴。职工待业救济金支付期限按待业职工离开单位前的工作年限确定，逐月发给。待业救济金按基本救济金加补贴救济金发放。待业救济金发放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其发放额度按递减比例执行。
（三）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
企业职工（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固定工、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工、见习人员和农民轮换工，不含民工），必须实行工伤保险。工伤保险费从企业管理费用中列支。工伤由当地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工伤残废金按规定比例计发。建立工伤保险基金，保险费率按行业或企业工伤风险程度、伤亡事故及职业病发生频率确定，根据年度事故及职业病发生频率定期调整。
企业可以参加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逐步将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纳入全民企业退休费用省级统筹收支项目，均衡企业负担。
逐步建立生育保险基金，实行女职工生育社会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向企业筹集，调剂使用。
第二十九条政府及其部门维护企业的自主权，积极为企业服务，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
（一）除国务院和省政府规定的负担和义务之外，禁止以各种名义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办班、强行摊派等干预企业行使自主权及给企业增加负担的行为。
（二）提高工作效率，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对企业申请批准的各项工作，应在限期内给予答复。
（三）建立办事公开制度。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须明确具体，对企业公开；建立行政工作监督机制，对企业及社会各方面反映的问题应及时处理解决。
第三十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一）建立和完善与企业有关的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安全、住房、供气、供热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立健全城市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改变企业办社会现状，减轻企业负担。
（二）建立和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职业介绍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信息咨询机构等社会服务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并给予指导和扶持。
（三）完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开展职业培训，巩固和发展劳动就业服务企业。
（四）指导企业建立适用本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及时调解劳动争议，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并督促企业依法处理辞退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等有关事宜。
（五）健全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扩大仲裁受理范围。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发生的劳动争议。完善仲裁员、仲裁庭制度，改进现行仲裁程序，及时解决争议。
（六）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为企业和职工提供劳动合同鉴证服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上级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滥用管理权限下达指令性计划并强令企业执行的；
（二）干预企业投资决策权或审批企业投资项目有重大失误的；
（三）以封锁、限制或者其他歧视性措施，侵犯企业物资采购权或者产品销售权的；
（四）干预、截留企业的产品、劳务定价权的；
（五）限制、截留企业进出口权或者平调、挤占、挪用企业自主权使用的留成外汇的；
（六）截留或者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或者干预企业资产处置权的；
（七）强令企业对职工进行奖励、晋级增薪，干预企业录用、辞退、开除职工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
（八）未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任免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或者干预厂长（经理）行使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任免权的；
（九）强令企业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以及违反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的；
（十）非法要求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对拒绝摊派的企业进行打击报复的；
（十一）未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阻止或强迫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
（十二）不依法履行对企业监督检查职责或者非法干预企业经营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
第三十二条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企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执行指令性计划，或者不履行经济合同，长期拖欠货款的；
（二）对国家直接定价的产品，擅自提价的；
（三）未按照规定履行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擅自立项和开工建设的；
（四）因决策失误，建设项目不能按期投产，或者投产后产品无销路、投资无效益，致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的；
（五）不具备偿还能力，盲目贷款，致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处置企业的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造成企业财产损失的；
（七）滥用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和工资、奖金分配权，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
（八）违反财务制度，不提或者少提折旧费、大修理费，少计成本或者挂帐不摊，造成企业利润虚增或者虚盈实亏的；
（九）将生产性折旧费、大修理费、新产品开发基金或者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用于发放工资、奖金或者增加集体福利的；
（十）在企业变更、终止过程中因管理不善，或者使用非法手段处置企业财产，造成损失的；
（十一）因经营管理不善，致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或者企业破产的。
（十二）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经营权的。
第三十三条任何人不得阻碍厂长（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如有扰乱企业秩序，致使生产、营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企业违反本办法受到行政机关处罚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企业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原则适用于吉林省境内的中央、地方所属工交、邮电、能源、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粮食、外贸、物资、农林、水利、科技等全民所有制企业。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发布后，省、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行署）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文件，内容有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由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