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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应如何定性

（王志敏，河北建筑科技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案情简介：王某等人受骗加入张某以网络营销为名组织的传销网络，除上线费2500元外，还交纳了培训费、生活费等大量费用。王某等人发现上当受骗后，即向张某索回财产，遭到拒绝后，扇了张某两耳光，张某交出存有刚骗来的上线费的龙卡一张及密码，王某等人取走卡上部分钱后,均分。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等人行为构成抢劫罪，并依刑法第263条第一款、第四款加重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等人是传销的受害者，张某非法占有了他们的财产在先，应从涉案数额中扣除王某等人交纳的上线费，余额应做为抢劫数额予以认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王某等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现对理由予以阐述：
一、任何一种犯罪都由四个构成要件组成，抢劫罪也不例外。王某等人的行为在客体、主观方面都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首先，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主要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又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以侵害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为主，如果不存在侵害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的情况，就不构成此罪。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虽然法律未明确这里的公私财产所有权是否仅指合法取得并拥有的公私财产所有权，但根据刑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我们可以推断出只有合法的公私财产所有权才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张某龙卡上的钱是其以网络营销名义从他人手中诈骗而来，从财产取得制度上讲，这笔钱因取得行为违法而不能取得所有权，受害人完全有权予以追回，并可以要求张某承担相应责任。很显然，张某对该财产的占有不应受法律保护，不能成为抢劫罪的客体。龙卡是行为的对象，而不是行为的客体，仅因为拿龙卡的行为发生，不考虑财产合法性，就认为构成抢劫是形而上学的。照这种逻辑推断下去，盗窃、受贿来的钱财受法律保护，追赃将成为不可能。因此，由于张某的财产不属于其合法财产，不拥有财产权，不能成为抢劫罪的客体。其次，从主观意图上看，抢劫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若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追回本属于自己的却因种种原因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此罪。王某等人受张某的蒙蔽被其诈走大笔钱财，从张某处追回的钱财远不足以弥补其所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反被以抢劫罪论处，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在犯罪客体、主观方面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构成抢劫罪。
二、从犯罪的一般构成要件来看，犯罪应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就不构成犯罪；有社会危害性但未达到限度的可以由其他社会调整手段处理。王某等人的行为从手段、方法的使用上看，并未超过必要限度。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第二条的规定，传销被禁止后“传销债务债权由当事人自行清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以传销为名诈骗钱财的经营者自行返还所骗钱财是希望渺茫的，如果再不允许受害者采取一定限度的暴力索回被骗钱财，法律的公平、正义何存？从张某非法钱财受损和王某等人所将要受到的抢劫罪处罚的社会效果来看，张某是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恶劣产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人，有关证据显示，被其诈骗的有上百人，行为极端恶劣，社会危害极大，而在其被王某等人索回被骗钱财后，张某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观王某等人是传销的受害者，但受环境限制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索回被骗钱财，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是值得同情的一方，不但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非法传销活动有一定打击作用。比较张某与王某等人的利益，谁的利益更应得到法律的尊重与维护？比较张某与王某等人的行为，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谁更应受到法律的追究与惩罚？如果不从事实与法律规定出发，而硬要对王某等人处以重罚，不但不能体现法律的神圣与尊严，反而会因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张某等类人的姑息和纵容，使法律的形象受损，使法律的权威性降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判定行为罪与非罪，应从行为的各个方面综合考虑，不能以偏概全，特别是要考虑到判案的社会效果，正确运用法律给予的自由裁量权。社会是有其价值标准与目标的，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虽然法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讲究伦常、孝道，注重贵贱、尊卑，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历代历朝的法律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是法律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就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而认为，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而法家主张重刑，以刑罚来压制社会反叛力量，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成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制度，其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犯法，罪及九族。　连坐制度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亲属连坐、邻伍(什伍)连坐、职务连坐。而在连坐制度中我们要谈的便是亲属连坐，亲属连坐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很多种。比如夫妻连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比如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官府告发,这样所有的罪恶都不能隐藏。再如兄弟姐妹连坐,《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另外,亲属连坐还包括父子连坐、祖孙连坐、父母妻子同产连坐(即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连坐)等等。
　　谈到亲属连坐，缘坐制度便是不得不说的。缘坐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缘坐等同于连坐，涉及范围比较广。从狭义而言，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正犯（犯罪人）和亲属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连带责任的制度。
　　从连坐制度的基本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连坐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道而驰。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不提倡族刑连坐的。对于连坐制度这一项"发明",在当时应当是有悖于伦理观念的,起码与儒家所主张的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是违背的。但其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什么能连坐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与儒家倡导的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共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儒家以礼入法的事实进程，也就是瞿同租在书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章。
　　亲属容隐制度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显然此时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而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 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显然此时连坐制度也并未成型。
　　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亲亲相隐与法家的连坐制度这一对极端相反的立场便不足为怪。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邦建国制度已由盛而衰，濒于崩溃，诸侯争霸，以富强为当务之急。于是儒家渐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法家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君所重。此派学说完全针对当时霸主之需要，其思想为反封建的，与儒家恰处于敌对地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既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订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律》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而且商鞅之秦法也极力主张实行连坐法律:"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变法中,什伍连坐法是严密的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
　　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汉，显然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儒法二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地位的此消彼长。但是当二者都定型也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后，二者又都在后世的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中得以共存。这便是瞿同祖提到的以礼入法的结果，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从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目的来看，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殊途同归。
　　容隐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虽然连坐就是一人犯罪而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人也受牵连而被认为有罪，。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连坐主要用于“十恶”中的前几项，谋反、谋大逆、谋判、等这些对整个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的犯罪，“明史案”就是比“谋反、谋大逆而论罪连坐，也用于严重刑事犯罪。如“不道罪、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不分首从，皆处斩刑，妻子流三千里，造畜盅毒者处绞刑，同居者流三千里《唐律》。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连坐与容隐在维护封建制度上二者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二者的共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