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市实施《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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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九届第3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1年7月29日通过，自2001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和群众相结合，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并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第二章 消防职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贯彻消防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意识；
（三）定期组织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协调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组织编制城市消防规划，协调落实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五）加强消防组织建设，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建立消防组织、配备消防装备；
（六）将消防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各有关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
（二）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三）把消防工作纳入工作、生产、经营管理内容，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确定本单位和所属各部门、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四）对职工进行消防宣传教育；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保持完好有效；
（七）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配备应急照明设施；
（八）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或者义务消防队；
（九）完成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部署的消防工作。
第八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建立防火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
（二）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建立巡查记录；
（三）对职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四）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第九条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熟悉和掌握本单位消防工作情况，逐级落实各项防火安全责任制，保障消防工作所需经费的投入，促进本单位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及本条例规定的各项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条 公民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义务：
（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遵守本单位各项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三）安全用火、用电和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四）不乱堆乱放可燃物，不堵塞公共通道；
（五）爱护公共消防设施；
（六）对被监护人进行水安全教育。
第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有关单位和公民遵守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参与编制城市消防规划，按照规划确定的方案监督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改善和维护；
（三）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四）负责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和建筑工程竣工的消防验收，负责对建筑消防设施的设计、安装调试、检测和维修保养单位的审查监督；
（五）监督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和销毁；
（六）监督火灾隐患的整改；
（七）监督消防产品的质量；
（八）指导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的建设和训练；
（九）组织和指挥火灾扑救，参加其他灾害或者事故的抢险救援；
（十）调查、认定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处理火灾事故和消防违法行为；
（十一）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消防、城市规划、计划等部门编制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实施。
第十三条 公共消防设施应当与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城市新建道路、居住区、开发区以及旧城改造等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步建设公共消防设施。城市原有的公共消防设施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消防站和其他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用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公共消火栓被损坏时，城市供水部门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四条 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的基本建设和消防装备，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范围的，纳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城市建设维护费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的建设、配置和维护，具体比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资助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建设。
第十五条 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必须避开居民密集的市区，布置在独立安全地段。
已建的严重影响城市消防安全的工厂、仓库等场所，应当采取限期迁移或者改变生产、使用性质等措施，消防安全隐患。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和用途变更的建筑工程以及输油、输气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建设消防设施专项工程的，应当委托已取得《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证书》或者相关资质证书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核准后的设计图纸组织施工，未经原审核的公安消防机构核准，不得擅自变更，确需修改的设计图纸，应由原设计单位修改，并经公安消防机构核准。
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建立健全消防组织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消防安全职责，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
第十七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送审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应当从收到消防设计文件及有关资料之日起，一般工程在十日内，国家、自治区重点工程以及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工程在二十日内，需要组织专家论证的工程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出具审核意见。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竣工后，必须经原审核的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验收；未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在受理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在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在验收后七日内出具验收意见。
建筑工程竣工经消防验收合格后，改变使用性质的，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并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查同意。
第十九条 含有下列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在工程竣工后，施工安装单位必须委托具有省级以上公安消防机构审查许可的检测单位进行技术测试：
（一）消防供水和自动灭火系统；
（二）防烟、排烟和通风空调系统的防火设施；
（三）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四）火灾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疏散指示标志；
（五）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控制室。
检测单位进行技术检测，应当向施工安装单位出具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
建设单位在向公安消防机构提出本条第一款所列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验收申请时，必须提交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经消防验收后，建筑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落实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制度，每年应当委托具备消防设施检测资格的单位进行一次性能检测，确保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
建筑内部和墙体设置防盗设施，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不得影响人员疏散。
第二十一条 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公共场所室内装饰、装修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使用不燃或者难燃的材料。装饰、装修不得破坏原有消防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原有消防通道。
第二十二条 歌舞厅、影剧院、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馆等公众聚集场所，必须在使用或者开业前，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申报单位在申报时应提供下列文件：
（一）所用建筑的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意见书；
（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三）灭火疏散预案；
（四）其他有关资料。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申报之日起十日内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经检查合格并发给《公共场所消防安全合格证》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
第二十三条 举办大型的集会、展览（销）会和焰火晚会、灯会、文化体育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在举办日二十日前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公安消防机构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举办。
第二十四条 建筑物内部的消防安全管理，由所有权人负责；所有权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在使用区域内由使用人负责，所有权人应当予以监督和协助。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第二十五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应当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查批准并领取《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审核意见书》、《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许可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的，不得从事生产、储存、经营、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禁止向城市下水道、地下工程、公共水域等倾倒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规定。
第二十六条 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运输工具，必须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要求，并配置危险货物车辆标志。其驾驶员、押运员必须经过消防专业培训，经考试合格，方准上岗。
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车辆通过城市市区时，应当按当地公安消防机构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中途不得随意停留。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或者吸烟。对因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有关单位内部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并事先办理审批手续，明火作业应制定动火方案并存档备查。作业人员在作业时应遵守有关消防安全规定，并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二十八条 下列人员必须掌握岗位必需的消防安全知识，并经公安消防机构培训考核合格，方能上岗：
（一）单位的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二）消防设施专项工程的设计人员；
（三）自动、固定消防系统的安装、检测、清洗、维修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
（四）消防产品的维修人员；
（五）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的管理人员。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有关部门对电工、焊工等从事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培训时，应当将消防知识作为培训内容。
第二十九条 消防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未经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的消防产品。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配件或者灭火剂维修消防设施和器材。
生产、销售消防产品的单位，应当向自治区公安消防机构登记备案。自治区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将登记备案的单位及生产、销售的消防产品定期向社会公布。
维修消防器材和安装、检测、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的单位，必须经省级以上公安消防机构审查合格，领取许可证。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消火栓和占用防火间距，不得锁闭安全出口、堵塞消防通道。
货物、仓库等火灾危险场所以及机动车辆、船舶上，应当配置相应种类、数量的消防设施、器材。
第三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向村（居）民家庭，开展宣传活动，增强消防安全意识，监督和指导村（居）民消防火灾隐患。
农村建筑应当符合有关消防安全规定，设置必要的防火灭火设施。已建成连接成片或者耐火等级比较低的建筑，应当采取增设防火间距、提高耐火等级等措施，逐步进行改造。
易燃建筑密集、乡镇企业集中的乡（镇），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配备专职消防管理人员。
第三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火灾隐患，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消除隐患。
第三十三条 公安消防机构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必须持有行政执法证件，并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出示。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消防安全合格证、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审核意见书、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许可证，由自治区公安消防机构统一印制。
禁止伪造、出租、转借、买卖和涂改消防安全合格证、审核意见书、准运证或者许可证。

第四章 消防组织
第三十五条 城市消防站应当按照四至七平方公里保护范围和接警后消防车能在五分钟内到达责任区边缘的规定，布局建设。
设区的市应当设置特勤消防站。特勤消防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具有处置特殊火灾、有毒气体泄漏等灭火抢险功能的器材、装备。
第三十六条 公安消防队应当加强业务建设和技术训练，保持消防器材、装备的完好，随时做好灭火准备，接到火灾报警后应当迅速赶赴火场，扑救火灾。
第三十七条 未设公安消防队的县（市），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专职消防队，并按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车辆和必需的灭火器材、装备。
易发生火灾、易燃建筑密集或者乡镇企业集中的乡（镇），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或者义务消防队，并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装备，其他乡（镇）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建立义务消防队。
第三十八条 专职或者义务消防队应当加强消防业务训练，增强自防自救能力。
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应当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指导。专职消防队的成立或者撤销，应当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五章 灭火救援
第三十九条 发现火灾的，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禁止谎报火警。
电信部门应当保持报警线路的畅通，接到火灾报警后，应当优先传递，不得延误。
发生火灾事故，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消防机构，不得隐瞒。
第四十条 城市应当建设火灾报警和消防通信指挥中心。消防指挥中心应当配备火灾受理、消防通信、自动消防设施监测等自动化系统。
消防指挥中心与各消防站以及供水、供电、供气、交通管理、急救等部门或者单位之间应当设置火警调度通信专线。
第四十一条 消防车、艇赶赴火灾现场和执行其他抢险救援时，其他车辆、船舶和行人必须避让。对于阻碍消防车、艇通行的车辆、船舶和障碍物，公安消防机构可以采取强制让道措施。
消防车、艇的养路、过路、过桥、过隧道、停车、泊岸等收费的减免，按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扑救。火场总指挥员由到场的公安消防机构最高职务指挥员担任。
第四十三条 公安消防队扑救火灾，不得向发生火灾的单位、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的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经公安消防机构核准后，由起火单位予以补偿。
对火灾原因进行技术鉴定或者专家论证所需的费用，由起火单位按有关规定承担。
第四十四条 对参加扑救火灾受伤、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第四十五条 火灾扑灭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护火灾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隐瞒、掩饰起火原因，不得推卸火灾事故责任，不得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未经公安消防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清理火灾现场。
第四十六条 火灾扑灭后，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及时对火灾原因、损失情况迅速开展调查、核实，查明火灾事故责任，并应当在火灾扑灭后六十日内，向火灾当事人出具火灾原因认定书；需要进行技术鉴定或者组织专家论证的，应当在火灾扑灭后的九十日内，发出火灾原因认定书。
当事人对公安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认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公安机关或者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申请重新认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情节较轻的，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三）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
（四）擅自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装饰、装修材料施工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举办大型集会、展览（销）会、焰火晚会、灯会、文化体育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停止举办，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警告。
营业性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
（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
（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
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许可证或者证书，擅自维修消防器材和安装、检测、维修保养建筑消防设施以及擅自设计建筑消防设施专项工程的；
（二）超越证书许可范围承接建筑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建筑消防设施安装的；
（三）违反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维修消防器材和安装、检测、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违法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
（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
（四）故意阻碍消防车、艇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
（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三）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火灾事故责任，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出租、转借、买卖和涂改消防安全合格证、审核意见书、准运证和许可证的，吊销其消防安全合格证、审核意见书、准运证和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发放条件而发放消防安全合格证、许可证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1年9月1日起施行。


2001年7月29日
以程序为本位：论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重塑
——以当代中国的法治现实为视角
余 澳

内容提要：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对于两者的关系，学者们往往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予以论证而没有将其与我国的法治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当前中国法治现实、程序本位主义、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折衷论缺陷的考察分析，提出在我国当前法治缺乏正当程序的现状下，与其强调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折衷论，不如强调以程序为本位，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

关键词：实体法、诉讼法、程序法、程序、正当程序、法治

一切都是程序，21世纪是程序世纪。这也许是因为这一法律与之保护的实体权利交错在一起，与权利概念的力量以及实际享有权利日渐上升的要求交错在一起。
——［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

一、问题的引出
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备受关注的事物往往存在诸多争议。因此，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人们为此而展开了长久的争论。在此问题的争论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观点：即程序工具论、程序本位论和折衷论。 三种观点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价值立场。现今，极端的程序工具论观点已遭到逐渐的摒弃，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本位论观点正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折衷论的观点则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认同。
但是，在考察了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论争史后，笔者发现，长期以来，多数学者仅仅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去分析二者的关系，而忽视了将二者的关系置于特定的背景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观点的采纳与流行都离不开一个社会所特有的背景因素，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如果一种理论与其背后的社会实际状况脱节，那么其必然成为空洞的、灰色的理论，从而丧失理论的任何指导意义。虽然，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定位问题是两大法系国家的一个普遍性话题，但是，笔者以为由于不同的法系或不同的国家都有各自特殊的国情，而这些特殊的国情又将影响到各个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价值选择，所以我们无法用一种统一的观点来对此问题作出定论。因此，笔者以为在法律（诉讼）尚未实现全球统一标准的今天，对此问题的探讨应以各自国家的实际背景为出发点，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的许多法律问题而言。而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法治建设，因而许多理论和制度的构建都必须以此为背景，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同样，在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辩明上，我们也应当以中国的法治现实为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观点。
因而，在下文中，笔者将对中国的法治现实进行一番考察，然后再以此为背景对程序本位论和折衷论两种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在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上的程序本位论观点对于当下中国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当代中国法治现实之不足——正当程序的缺失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中国的法治之路是对历史和现实反思后所作出的必然抉择。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下，中国法文化传统缺乏“法治”的因子，而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因此是没有法治的。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下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就应力主“治人”高于“治法”。所以，国家治理的好坏，就只能寄希望于“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了。正如孔子所言，“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虽然当时的法家提出过“治法”高于“治人”，但这种“治法”实际上是以严刑酷罚为特征，以专制为依托的“刑治”。所以，这种“刑治”更加强化了“治人”。 而儒家思想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则意味着权力的绝对化和权利的缺失。因此，伴随而来的是封建专制者权力的无限扩张，权力意思浸透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力本位、国家本位便成了社会的主导。与此相对应，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民众则受到了强烈的权力束缚，人民只得忍受恣意权力的行使所带来的不公与凄然。这种状况延续了数千年，虽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所以仍然未能逃脱人治的困境。但是，我们在对此予以强烈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应辨证的看到，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用后世人的眼光来看，虽然它有着诸多的弊端，但它却是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法传统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相适应的。
当历史步入新中国后，在经历了血与痛的教训后，我们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作为诸多改革环节中的最为重要的一环——法治也开始燎原起来了。法治原则蕴涵的正义、民主、秩序、自由等理念由点到面的武装着我们的社会。综观20多年来的法治建设，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立法不断完善，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司法权威进一步巩固，法治建设的初期效果是明显的、值得肯定的。但新生事物总是那么的稚嫩，稚嫩表现为一种不成熟，因而也就必然伴随着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从总体上讲，我国当前法治现实的缺陷仍然主要的体现在以下两方面：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缺失。
1、权力的恣意。
“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中国长期的权力本位观念，以及现实中对权力的拥有所带来的多方面好处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渴求。当权力变为了一种现实之后，由于观念与制度的影响，权力往往开始脱离本来的契约目的，而变得滥用起来，成为人民利益的背反。正如先哲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顽固不易的一条经验。”权力的恣意，其结果意义是严峻的。因为，一方面它助长了腐败的气焰，而腐败又犹如加速器一般催促着权力的滥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则破坏了社会的现实秩序，权力的恣意行使必然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而且是以多方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权力的存在本来就有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如果权力成了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之公平、正义目的又何从实现。中国当前的权力恣意现象更多的体现在握有权力的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执法不公、司法的反程序性等权力恣意的硝烟充斥着社会的许多方面。正如学者们指出的，由于在诉讼传统上我国曾长期是典型的超职权主义模式，而超职权主义的关键特征就在于整个诉讼体现着强烈的权力支配方式，并由此而引发了许多权力恣意行使现象。
刑事诉讼是权力运作最为明显的一种诉讼。因而考察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便会发现权力的恣意行使现象在我国十分突出，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权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 ，因而在安全价值观的左右下，我国的侦查权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行政权性质下的合目的性和干预性，即为了达到追究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目的，侦查权的行使有着很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甚至出现与基本程序要求和人权保护相背反的情况。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侦查程序的特点是一种“侦查任意主义”倾向， 而“侦查任意主义”主要是指强制侦查不须司法审查，而由侦查机关直接决定并实施。例如,在我国最为典型的是强制措施的采用和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方面，其并不要求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院的审查（虽然逮捕的决定由检察机关批准，但这只是一种“准司法审查”，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而这就极易就导致权力的行使缺乏制约，使得权力极易滥用。此外，逮捕的意义在我国更多的体现在逮捕之后的羁押和审讯上，逮捕明为一种强制措施实为一种发现与收集证据的“良策”，因而为了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侦查机关不惜超期羁押和采取刑讯逼供，权力的恣意行使在这一阶段就体现的更为明显。
总之，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权力恣意行使现象是明显和普遍的，对权力的认识和运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理想化状态，因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尚需完善。否则，“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削弱者。”
2、权利的缺失。
是首重权利还是首重义务，是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区别。 法治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以权利为本位。因为，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人治往往强调权力本位，而权力是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的，国家的权力强加于人民便成了人民的义务。在权力本位或者说在义务本位之下，与权力的恣意行使相对的便是个人权利的任意限制或剥夺，个人权利毫无保障且只能永远匍匐于国家权力之下。在法治社会下，我们提出了一方面要对权力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则要对权利加以尊重和保障。权力本位逐渐被权利本位所取代。
司法是法治的核心，因而在司法中的权利保护便成了法治下的权利保护的重点。自我国法治以降，政府和司法部门在人民权利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加入，都欢快的体现了权利保护理念。对权利的尊重和对权利的保护开始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和重视。
但问题仍然是突出的，体现在刑事诉讼，权利的缺失仍显得较为典型。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体现在其中的便是对无罪推定原则和沉默权的肯定。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就显得较为突出。刑讯逼供不仅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背反，而且极大的侵害了被追究者的人权。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也就否定了沉默权的存在并且为刑讯逼供找到了“合理”借口。此外，我国的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过迟也相当的影响了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中权利缺失的现象仍是突出的。刑事诉讼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权利保护的发展史，“权利保障的价值不断地得到提升是刑事诉讼的一种世界性趋势”。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说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点是确立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话，那么下一次修改的重点则更加关注如何加强对权利的保护。
总之，我国法治现实中的权力恣意与权利缺失问题，虽然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局限所致，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正当程序的缺失。正当程序（due process）本为英美法系国家所特有的一项法律理念，它强调国家在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财产等权利时，必须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国家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随着正当程序概念的不断扩大，“正当程序”已突破了“正当司法程序”同义词的含义，形成了“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两个不同的概念。程序性的正当程序的核心意思是权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得到审理，为了他们可能享有该项权利，他们必须得到通知。合理的通知、得到审理的机会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进行辩护都包含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中。实质性的正当程序是指“那种可能被概括性地定义为宪法性保证的东西，即任何人不得被专横地剥夺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本质在于防止专横和不合理的行为。” 蕴涵于“正当程序”中的理念则是通过合理的程序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而我们当前法治下的权力的恣意和权利的缺失这一最大的矛盾其根源也在于正当程序的缺失。

三、以程序为本位——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重塑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我国当前法治现实中的权力恣意和权利缺失现象的一个相当重要原因就在于正当程序的缺失。那么正当程序与诉讼法又有怎样的一种联系，它对于我国法治现实中的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定位又有怎样的影响呢？笔者将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诉讼法是定纷止争的关于“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 的法律，是一部由纠纷的解决原理、机制和规则构成的法律部门。从表面看，诉讼法仅仅是一系列程序性规范，它的运用是为了纠纷的解决，但从更深层次讲，诉讼法其实是一个国家诉讼理念的展开。诉讼的理念是国家法治观念的体现。因而，诉讼的过程就成了一场大检阅，它将法律至上、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制完备和司法公正等法治观念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诉讼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说法治着眼于宏观与整体，对整个社会起着导向作用的话，那么，诉讼这一具体场所的行为则是对法治的最为真实的反映和检验。
现代社会进一步地呈现多元化趋势，多元化必然伴随着人们选择的多元性，而程序是对这种多元性选择的保障。正如一句习语所言“在现今社会，不按规矩办事是要出错的。”这里的规矩就体现为一种程序。因为多元化的社会肯定铸就了多元化的利益，面对多元化的利益为行为就必须得遵循一定的程序，否则必然伤害多方利益。而现代诉讼法的核心就在于“正当程序”理念的确立，诉讼法是对正当程序理念最为直接的折射。现代诉讼法要求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和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这一理念正是当前中国法治现实中最为缺乏的，正是这一理念的缺乏造成了我国法治中权力的恣意和权利的缺失。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笔者强调，在我国当今法治现实下，与其强调实体法与诉讼法关系的折衷论，不如凸显程序本位论。
第一，从理论的角度讲，程序的内在属性使得程序有独立于实体的自身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优位于实体价值。
程序本位主义与程序工具主义的论争，其核心是对程序法是否存在不依附于实体法的自身独立价值的赞同与反对。其实，诉讼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证明了程序具有其独立的不依附于实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程序内在价值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史。” 程序本位主义通过诉讼制度的发展史突出的强调了蕴涵于程序之中的独立价值，即程序的公正性价值。公正乃法律的首要价值。法律上的公正，主要的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工具论者往往只看到了公正价值中的实体公正价值，而忽视了程序公正价值。其实，程序公正不仅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还对实体公正的实现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根据最低限度标准，程序的公正价值要求程序的进行必须遵循一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主要包括：①程序参与原则；②中立原则；③程序对等原则；④程序理性原则；⑤程序自治原则；⑥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 这些最低限度标准为程序公正价值提供了相对于实体公正价值更为具体的参照。同时，体现在程序公正价值中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为解决纠纷和纠纷解决过程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可接受性提供了可靠保障，这是实体法在价值功能上所不能包容的。正如英国名谚所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即是对程序正义的要求。正义的实现，既包括结果正义的实现也包括过程正义的实现，结果的公正并不意味着过程的公正。程序正义要求不能为了结果公正的实现而牺牲过程公正，通过非公正的过程来实现结果公正其实仍然为非公正。因而，程序法有着独立于实体法的自身的独立价值。
在辩明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后，我们并不能立刻得出程序优先的结论。因为，程序法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实体法同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不能因为程序法为自己赢得了独立价值的尊严而立刻认为自己应超越实体法，从而得出以程序为本位。因而，在笔者看来，两者独立价值的比较分析成了结论得出的关键。那么程序公正价值与实体公正价值究竟谁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呢？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事物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愈发多元，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的选择也愈发多元，因而人们对同一事物总是存在不同的看法和选择。社会的多元，事物的复杂，造成了实体公正的相对不确定性，人们很难在离开合理过程的情况下就公正达成一致的意见，即使达成也难免会因过程的非合理化而拒绝接受所谓的公正结果。但是，程序公正价值所体现出来的最低限度标准却铸就了程序的确定性和形式化，这样就为公正意见的达成提供了一个有序的讨论时空，将纷繁复杂的案件纳入了合理的轨道，从而为实体公正的实现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保证。同时，这种透明、公正的程序不仅有助于贯彻正当程序理念中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护，也容易让诉讼当事人在心里上接受诉讼的结果，哪怕是相对不公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因而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的价值是首位的，程序公正的价值与功用决定了我们应当以程序为本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渊源及功能上作一番简单的比较以此映证我们的观点。“历史上，在成为两大法系的根源的罗马法和英国法中，私法实体法和重要规则几乎全部是从诉讼中孕育而生的”。 因而“诉讼法乃实体法之母”。 此外，诉讼法还有生成、创制和矫正实体法的功能。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通过诉讼而生成了实体法上尚不存在的实体性权利——日照权的案例。
第二，着眼于当今中国的法治现实，笔者认为折衷论实在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对折衷论的赞同，仍然显示出诉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依附性，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突出蕴涵于程序法之中的正当程序理念对于当今中国法治的现实意义。折衷论试图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将实体公正价值与程序公正价值相提并论。在笔者看来，折衷论的缺陷就在于没有看到程序本位价值或者说程序公正价值已经在现今社会超越了实体公正价值对社会的现实需要（笔者在前文已对此做了一定的分析），尤其是当下中国的需要，因而它是一种相对滞后的理论。理论是站在实践前沿的，落后的理论又怎样为实践服务呢？两者的平衡，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只能造成“程序附属于实体”。因为，平衡的东西往往强调两者兼顾，当二者不能兼顾时就得对其进行取舍，而取舍时的抉择才更能反映出两者关系的孰优孰劣。在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安全价值观的影响下，由于倡导“客观真实性”，往往会为了实体法目的的实现而牺牲程序。“……诉讼活动是否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这本身并不重要……” 因而，广大的司法工作者对公正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对实体公正的关注上，或者说他们对程序公正的理解仍然仅仅停留在一个较为浅显的层面，这样非但不能兼顾二者的平衡，反而会因为正当程序理念的缺失导致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往往舍“程序”而求“实体”，从而造成权力的扩张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所以，折衷论的平衡观在现今中国仍然只会造成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依附。强调程序本位论并不是“过犹不及”与“矫枉过正”，它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通过一种似乎较为激进的理论观点（偏激的东西往往更能引起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来唤醒民众对诉讼法的理解，对程序的关注，从而确立正当程序观念，以此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只要中国仍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变革模式、同时又希望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秩序正义问题就具有特殊和紧迫的意义。”
1、以程序为本位更能抑制权力的恣意行使。
在国家主导模式下的改革与法治建设，最容易出现权力的恣意行使现象。权力滥用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不按程序办事。以程序为本位，突出的强调了程序对于权力的制约意义。而“正当程序”观念则正是我国当前法治现实下权力滥用的良好矫正剂。首先，它有助于纠正传统的权力本位观。观念的改变是较为根本的措施。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一定观念的体现，观念支撑着制度的构建，影响着制度的演变。“正当程序”理念所蕴涵的权力制约原则、权利保护原则、中立性原则等都有助于纠正我国当前法治现实中的对权力、诉讼、程序的一些错误看法。只有观念上的根本转变，才会真正为制度的确立和施行带来强大的广泛意义上的支撑。其次，以程序为本位，可以为立法、执法和司法设置第一道权力制约的关键防线，以增强其过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执法和司法是以公正为首要的价值目标。现代公正理念既包括实体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而我国当前的执法和司法更多的倾向于对实体公正的单一最求，所以为了达到实体公正这一单一目标，而不惜权力的恣意行使。程序本位理念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强调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要保障程序的公正，抑制权力的恣意行使，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同时，现代心理学也表明，司法程序的公证性、透明性更容易使当事人双方对裁判者权力的信任和对诉讼结果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认可，这尤其包括败诉一方而言。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司法是对一切腐败的制约，我们不能因司法腐败而使法治窒息。因此，我们更应关注司法过程中的程序正当性。而以程序为本位更有助于纠正在长期的超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权力恣意行使行为。
2、以程序为本位有助于加强对权利的保护。
权利本位是当今法治社会的明显特征，权利保护被置于了突出的地位。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是对权利保护的忽视。强调程序的首位性，更有助于纠正这种长期的错误观点。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天赋人权的思想普照着人类大地，它要求人民对权利的享有是天赋的，任何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不得剥夺他人享有的权利。现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在规定国家权力的同时，也成了公民权利保护的大宪章。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诞生，则为人类提供了普遍的人权保护准则，人权的保护上升到了公理性高度。而我国的权利保护，尤其是司法现实中的权利保护是明显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许多程序理念的缺失和在现实中的具体落实。因而，以程序为本位就有助于用“正当程序”的理念改善现今司法过程中的权利缺失现状。因为，司法过程中的程序，一方面要求权力的合法行使，诸如：强制措施、逮捕的司法审查、刑讯逼供的禁止、控审的分离、审判的中立等，这些都是通过对权力的制约进而加强权利保护的外在的最为重要的第一道过滤；另一方面，正当的程序还要求当事者享有对程序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辩护权的及时获得，同时还享有不得强迫认罪、不受非法审讯等等诸项权利。从而为权利的保护设置了第二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