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统计信息网上采集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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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统计信息网上采集管理规定的通知
大政办发 [2007] 76号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统计信息网上采集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统计信息网上采集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大连市统计信息网上采集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实施统计信息网上采集（以下简称网上采集）的管理，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调查制度方法改革有关要求，结合大连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网上采集，是指根据国家统计调查制度方法要求，利用互联网技术，实行网上报送资料的统计信息采集方法。
第三条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统计信息网上采集的管理，适用本规定。
不具备实行网上采集条件的单位，应书面说明原因并加盖单位公章，报上级统计主管部门确认。
第四条 市及区市县政府统计机构和先导区统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信息网上采集工作。
第五条 实行网上报送统计资料的统计调查单位（以下简称统计调查单位）应按照国家、省、市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内容和时限进行网上报送。统计调查单位及统计工作人员应充分认识、理解并积极支持网上采集工作。
第六条 统计调查单位应配备联接互联网的计算机设备及具有统计从业资格的统计人员。
统计人员的变动应及时报上级统计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单位内部做好密码的交接，通过采集系统提供的修改密码功能完成密码的修改工作。
第七条 统计调查单位应使用通过国家数字认证办公室认证的数字认证证书登录，保证用户身份确认和网上传送数据安全。暂时没有数字认证证书的，应采取妥善有效的防范措施，并在“一证通”的推行过程中尽快安装统一的数字认证证书。
涉密的统计信息，严禁通过网上报送。
第八条 统计调查单位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各区市县和先导区统计部门在使用网上采集系统前，须做好网上采集单位名录的核对工作，确认符合网上采集的调查单位。对不符合的单位，应报市统计部门进行修正。
第九条 市统计部门应制定应急预案和备份方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确保网上采集的安全可靠。各区市县和先导区统计部门应做好有关数据的备份工作。
第十条 市统计部门应对网络流量进行监控和分析，制定合理的方案分配网络带宽，确保网上采集的网络畅通。
第十一条 市及区市县政府统计机构和先导区统计部门应加强网上采集系统的安全保密措施，通过安装入侵监测系统及防火墙、隔离网闸，设置单位账户密码等保护措施，确保统计数据安全。
第十二条 各级统计部门应加强对统计调查单位开展系统使用培训和统计业务培训及指导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统计部门应对统计调查单位的统计数据进行质量监控，确保统计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
第十四条 各级统计部门要依据统计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统计调查单位开展统计执法检查。
第十五条 各级统计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统计调查单位的网上采集数据严格保密。
第十六条 统计调查单位在网上采集活动中违反规定，迟报、拒报、虚报、瞒报和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将依据《统计法》及《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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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审民商判决书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一起经济纠纷判决书的制作
吴庆宝
如何制作高水平的民事判决书，已经成为民商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对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评析，就如何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以及当前制作民事判决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位同仁参阅、指正。
一、关于部首和案由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7）湘法经一初字第14号
原告（反诉被告）长沙铜铝材厂（以下简称铜铝材厂）。
法定代表人邓楚平，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文可立，该厂职员。
委托代理人贺汉芳，该厂法律顾问。
被告（反诉原告）长沙城市合作银行金城支行（原名长沙市金城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城支行）。
代表人陈亚军，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查建国，湖南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市新兴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闽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立军，长沙市涉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中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伯辽，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伯林，湖南君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铜铝材厂诉被告（反诉原告）金城支行无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阳公司委托代理人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该民事判决书部首部分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后未加冒号，在当事人名称之后应为逗号，而非句号；还应写明各当事人的住所地。关于当事人的简称，不宜在部首部分注明，应在案由部分或案件基本事实之前，当事人起诉与答辩或陈述意见时予以注明；在写法上，有的法院写为“以下简称”、“下称”、“简称”、等，从习惯和写法统一方面考虑，写为“以下简称”更好一些。在审查一些法律文书时还发现，有的法院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种写法是不妥的。如果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应写“董事长”；如果“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则应写“总经理”。试想，如果该法定代表人有七、八个职务，甚至更多头衔，是否也都写上？显然是不行的。
在写案由时，不论写的是原告人起诉的案由，还是法院经审理后确定的案由，均应当简明扼要，无须面面俱到。比如，借款合同纠纷，只须写成“借款合同纠纷”，不应写为“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或“借款合同欠款纠纷”之类。在本案中，法院将借款合同纠纷写成“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显然是欠妥的。另外，写当事人、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应当写明各方当事人具体什么人、以什么身份参加了诉讼。该文书中“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的“代表人”的写法指代不明确。
二、关于原告起诉与答辩
铜铝材厂起诉称，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厂多次向新兴公司追索欠款，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组织了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后金城支行因对新兴公司借款不放心，提出必须由我厂签订借款合同，否则不贷，我厂被迫同意，但声明此款只是借用我厂名义贷给新兴公司，并由该公司负责归还。五月十一日，我厂在与金城支行的借款合同上盖章，并随之办理了抵押手续，中阳公司则在担保人栏内盖章。正式办理放贷转帐手续时，金城支行提出自己没有一次性放贷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我厂以下属单位名义假立借据。我厂只好照办。立据当日一千三百万元转入我厂帐户，同日又转到新兴公司帐号。该公司当天还我厂四百万元，分贷给中阳公司一百八十万元。借款到期后，新兴公司多次与金城支行联系，要求延期，并两次出具还款计划，但未执行。我厂认为，金城支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迫使我厂代融资者签订借款合同，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且在操作上弄虚作假。借款合同不是我厂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
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九五年五月，我行与铜铝材厂签订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因我行按规定不能一次发放，经与铜铝材厂协商，该厂提出以下属五个单位名义借款，但实际仍将款进铜铝材厂帐号，并由该厂偿还。为此，双方还订立了“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我行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单位订立合同后，分五次共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同时在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合同上约定与其下属五单位签订的合同无效。然而贷款到期后，铜铝材厂至今未偿还贷款本息，虽经多次催促，但无结果。现铜铝材厂忽然起诉，声称此款是新兴公司借款，并捏造事实，混淆是非，企图与新兴公司、中阳公司恶意串通，来损害我行的利益。我行认为，我行与铜铝材厂的借款关系明确，因此反诉请求：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中阳公司陈述意见称，铜铝材厂诉称分贷一百八十万元给我公司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理由。中阳公司从未与谁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既不存在欠新兴公司的钱，也不存在欠铜铝材厂一百八十万元的问题。铜铝材厂无权提出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的诉讼请求。
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
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与反诉，基本将案件前因后果陈述清楚，但在一些内容的写法上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写年、月、日与款项数额时应当采用阿拉伯数字，包括在后面的基本案情和判决主文中，均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在标点符号的用法上，例如“铜铝材厂起诉称，……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本来两句话中间应当是逗号，表达连贯的两层意思，却因分成完整的两句话，使得理解时可能产生歧义。或使意思表达断断续续，缺乏逻辑性。第三，年、月、日写法应完整。象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95年5月”这种表述过于简化，毕竟法律文书不是流水帐，也不是随意聊天的记载，不该省略的地方还是应当追求完整的，比如写成“1995年5月”。第四，关于“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的写法。那么新兴公司是否作过非正式陈述？参加庭审时有无口头陈述？如有口头陈述，亦应写明：“新兴公司在庭审时口头陈述称，……”。在审查中发现，有的法院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即称该方当事人未作答辩，而事实上，该当事人不但后来提交了答辩状，而且在开庭审理时还有具体的陈述意见。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无视当事人书面与口头上的意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提交了答辩状，或是庭审时有口头陈述，或有律师代理词，法院均应如实将该当事人的意见予以体现出来。只有当事人确实未写答辩状，也未出庭，没有任何书面与口头意见的，法院才可称该当事人未作陈述。
三、关于案件基本事实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五年四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的拆迁补偿费。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九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五月二十二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5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4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4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后被金城支行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2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铜铝材厂、新兴公司三方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付款、收款凭证、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
案件基本事实部分既要写明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又要写明经法院查证以及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基本事实。对于有争议、当事人举证又不能证明的事实，法院应当如实介绍清楚，但不应同时作出自己的结论。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叙述对解决争议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和事实，为法院的审理和判决打下基础。本案基本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是很集中的，围绕着借款本息应由谁还，展开介绍借款背景、借款过程、款项使用情况，以及后来协商如何还款等。但是，这份判决书的事实部分看起来有些零乱。笔者认为可采取下面这种写法，使事实部分的条理更清楚。
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该厂的拆迁补偿费（？元）。（×年×月×日），新兴公司（删掉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2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1300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9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同年）5月22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注：将“屋”改为“产”更为合适）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一次性）贷款1300万元的权力，（遂）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注：均应写清五个企业全称，不应用简单称呼）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同年）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五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同年）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四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四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被金城支行（于×年×月×日）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使用）。
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年×月×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二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注：似将“分文”改为"借款本息”更妥些）。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注：应当简要介绍还款计划内容）。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宜）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新兴公司三方（就如何归还借款本息）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注：改为“至今金城支行未收回借款本息分文”）。
只有段落层次分明，案情才能一目了然，前后过程相衔接。当然，为便于介绍案情，付款过程、庭审时的证人证言亦应在必要时简要加以陈述，这样有利于将事实摆清楚，为以后的判决认定打下良好基础。如果查明的事实太多，可按照时间顺序分数段写成“另查明”、“又查明”、“还查明”。如果段落之间的事实衔接密切，亦可不加“又查明”之类的表述，可一段一段地将事实写完。此外，笔者还发现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起诉内容基本一致，有的甚至还不如原告起诉的内容全面、丰富；也有的将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书面陈述全部照搬进法律文书，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法官应使用法言法语，使整篇法律文书保持一种风格，既符合语言文字表述规范，又不要失去法官各自写作时的特色。
四、关于本院认为部分
本院认为，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确认无效。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无一次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而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对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所欠自己的款项，盲目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后久拖不还，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虽与金城支行签订过借款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而仅仅是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规避法律的表现形式，故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新兴公司作为存款的主要组织者和借款的实际使用者，长期占用资金不还是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所占用的款项应返还给铜铝材厂。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院认为”部分被视为整个判决书的精华部分，对原告的起诉请求，被告的答辩和反诉，支持了谁，反对了谁，支持了多少，反对了多少，应当在这一部分中作有针对性的评判。不论是阐述法院的观点还是批驳当事人的观点，均应当依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依据有密切关联的法律条文，层层论述，得出一个公正和正确的结论。本案在本院认为部分，首先直接写明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似显得太唐突，没有前因后果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欠妥当。应当根据签订合同的过程，逐一分析本案借款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进而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与此同时，也分析出铜铝材厂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从新兴公司收回拆迁补偿费，但又得出新兴公司应当还款给铜铝材厂的结论却是与本案处理无关的问题。在本案阐述理由时，应当解决本诉是否成立的问题，然后解决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本案审理结果看，反诉是成立的，法院支持了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本院认为”部分可采取如下写法：
本院认为：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所签借款合同，因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或根本未考虑）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拖欠自己的拆迁补偿款，盲目以自己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更无一次发放1300万元贷款的权力，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签订不准备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规避法律监管，故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金城支行对本案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借款后长期拖欠不还，其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因作为主合同的贷款合同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其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铜铝材厂作为本诉原告，其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关于判决第三人新兴公司返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因新兴公司虽是借款的主要使用者，但其并不是借款合同的签订者，也不是合同的主债务人，更不是担保人，故该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金城支行作为反诉原告，其关于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引用法律条文必须做到准确、具体，不应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在论证某一事实是否合法时，当事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如果结合引用法律条文进行阐述，更显得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当然，如果法律条文不够具体，也不必勉强，以避免引用不当和画蛇添足。
五、关于判决主文
一、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铜铝材厂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金城支行借款本金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三、中阳公司对铜铝材厂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新兴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铜铝材厂八百五十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七万五千元，反诉受理费九万七千元，合计十七万二千元，由铜铝材厂承担六万八千八百元，新兴公司承担五万一千六百元，中阳公司承担三万四千四百元，金城支行承担一万七千二百元。
本案判决主文基本将案件争议判清楚了，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有明显遗漏。例如：本诉原告的第一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书已写明，但其第二项由第三人还款给金城支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却未予判决显属不妥，应当在第一判项之后加判第二项：驳回铜铝材厂关于由新兴公司偿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第四项关于由新兴公司还款给铜铝材厂的判项，属于判非所请，即本诉原告未请求，反诉原告也未请求。那么，法院根据什么理由判由新兴公司还钱给铜铝材厂？显然这是本判决书中的一个重大疏漏。本诉案件受理费与反诉案件受理费均应由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按比例分担，法院判由第三人新兴公司承担，判由担保人中阳公司承担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亦应引起我们制作判决书时的高度重视。
六、关于制作一审民商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是恢复，不是扩大
——谈《若干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
江必新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是行政诉讼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审判实践中，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围问题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108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破除或者说取消原有的司法解释或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对受案范围的不当限制，将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本来面目上来，而不是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受案范围。
一、为什么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
之所以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经过将近10年的实施和贯彻《行政诉讼法》的实践，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行政审判任务，有能力承担更加繁重的司法审查的任务。10年前，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行政诉讼法》一旦实施，按照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总量的1％计算，法院的受案数量将达到百万件以上。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受案数量，每年最高的是9万多件，不到10万件，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法院每年平均只有30多件行政案件。按照我们现有的岗位责任制的规定，只需要一个审判员来审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诉讼起诉率是非常低的，如德国，总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它每年的行政诉讼受案数量却是我们的五倍，即是说每年的受案数是五十万到六十万件。我国台湾地区的受案数按人口比例也比我们多得多。经过十年的实践，各方面已经比较适应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的承受能力也在逐步增加，所以现在有条件恢复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的本来面目上来，应该根据立法机关的意思，逐步放宽受案范围。
2.我国即将要加入WTO，这将对行政审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和国际接轨，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救济，是加入WTO组织的一项必备条件，这是不能保留的。它要求每一个成员国必须为所有的商务活动提供足够的司法保障，尤其是行政诉讼的司法保障。我国现时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很多限制的，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受案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一旦我们加入WTO，就有履行相关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因此，必须在这方面作好准备。
3.从公民不断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出发，有必要恢复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最近几年，各方面对保护诉权的要求，对救济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会”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议论的热点。如果我们再不考虑诉权的保护问题，再不破除原来的不适当的限制，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二、“98条”是如何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98条”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1.删去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115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所做的定义。那个定义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狭义行政行为概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成为开展行政审判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障碍。取消“115条”狭义行政行为的概念，即意味着采用行政诉讼法早已认可的、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同的广义上的行政行为的概念。
2.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
《行政诉讼法》第12条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部分排除，但从诉讼理论的角度来说，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事实上还没有排除穷尽，由于没有排除穷尽，在审判实践中就带来一些任意性，对有些不应当排除的，在实践中也予以排除。所以，这次对于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原则上除了不可诉的行为以外，其他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可以受理。这些被排除的行为包括：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和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调解行为仅指行政机关的斡旋行为，必须是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处理民事争议的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以单方的意志作出的裁决行为，或者说以调解为名行裁决之实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狭义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仲裁行为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话，而是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规章加以规定的话，不能视为不受司法审查的仲裁行为，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可诉的行政裁决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某些咨询、建议等方式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或者当事人不履行、不理睬这样一种行为，不承担任何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具有强制性，那就不是行政指导行为，而是一个行政命令行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指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通常指公民或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或已经过了争讼期间的行政行为提起申诉，行政机关驳回申请的行为，之所以要排除重复处理行为，主要考虑到如果将这类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实际上是在事实上取消了诉讼时效，同时也考虑到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管理的信赖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决定后，还没有对外通知，这个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就还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现在有的判决书表述为内部行为，这是不准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内部行为不是指没有公开的行为，应表述为行政行为还没有成立；有些行为如通知、打印文稿，也是一个事实行为，但不对公民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也是不可诉的，但不能作扩大解释，有的行政行为已经出现还没有执行，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没有发生了实际影响，只要行政行为已经成立，就应当认为已经对当事人发生了实际影响）。
3.比较准确地界定了《行政诉讼法》第12条所规定的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4种不可诉的行为行为。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不愿意当被告，就千方百计把它所作出的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靠；法院不愿意受理行政案件，也就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行政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拉。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必须堵住这些漏洞，必须对这4种不可诉的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在“98条”的第2、3、4、5条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4.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了广义的理解。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对第2条又作了限制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宪法赋予了公民许多权利，除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自由权利，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权利，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当从广义上理解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概念：第一，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就使相当一部分的权益得不到救济，比如说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从国外的情况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被限制在狭义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范围内的；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原意看，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唯一考虑需要排除的是政治权利，从立法本意考虑，人身权和财产权应从广义理解。
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1.可诉行为从法律行为原则上扩大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上。“115条”的定义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把行政行为限定在法律行为的范围内。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明确的意思表示，旨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相对于事实行为而言的。事实行为相对来说，对相对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对行政机关来说，在作出这个行为的时候，并不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效果不一样。法律效果通常与意思表示相联系，是行为人所要追求的或希望实现的法律上的结果，往往涉及到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法律后果包含着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法律后果的一种，某些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但是它产生法律后果。事实行为显然和法律行为不一样。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准法律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讲，准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表示，不以发生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为目的，比如说案件的受理、确认、证明、通告，这些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与完整的法律行为是不同的。为什么要将可诉行政行为延伸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1)这是《行政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确权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说其实就是准法律行为，但是这个准法律行为，《行政诉讼法》是早已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这足以说明准法律行为是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从《行政诉讼法》立法本义来说，它并没有排除准法律行为。其次，《行政诉讼法》所讲的某些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某些财产上的强制措施，事实上也包括许多事实行为。而且在不作为的诉讼中，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一定法定职责，有些法定职责显然是一个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行政诉讼法》是无意排除事实行为的，《行政诉讼法》明确列举的可诉行为中本身就包括了事实行为。
(2)我们过去把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是事实行为侵权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采取“曲线救济”的方式，即通过行政赔偿诉讼来进行救济。如果行政机关是否合法不予确认，法院可以以赔偿诉讼受理这样的案件，并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合法性确认，不能在主文里确认。然后在主文里判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有点“弯弯绕”，这既不利于法院公正地裁判案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的救济。
2.可诉行为从单方行为扩大到双方行为。根据过去“115条”的定义，具体行为行为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个定义就限定了双方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行政许可就是一个双方行为，受理行为、奖励行为事实上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双方性。最主要的是行政合同问题，行政合同显然是一个双方行为，过去也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现在取消了“115条”的这个定义，事实上就取消了可诉行为必须是单方行为这样一个限定。《行政诉讼法》没有排除双方行为这样的规定，只是“115条”在当时的条件下所附加上去的。从审判实践来看，把具有行政管理职权内容的一些合同作为民事案件来审理有诸多不便，审理起来比较困难。
3.可诉行为从行政机关的行为扩大到所有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包括某些不具有机关法人资格的机构的行为。这个问题不是“115条”的过错，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而行政主体又被解释为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的行使行政职权，并且能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组织。但是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行政行为是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身份的一些组织如内部机构作出的，如果按行政主体的概念来套，这些就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可诉行政行为了。这样一来，越是超越职权，越是胡来，越是不能受到司法审查。所以“98条”没有使用行政主体这个概念，而使用“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概念，这就是说，可诉行政行为不要求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但是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拥有行政管理职权。这样解释，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精神。
4.可诉行为从涉及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扩大到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所有权利的行为。以前对财产权、人身权作了狭义的理解，“98条”对人身权、财产权作了广义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利问题，“98条”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定，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之前，直接涉及政治权利的案件还是不应当受理。但如果已经涉及了行政处罚，涉及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是要受理。
5.可诉的行政不作为扩大到了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所有不作为。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认为，除了《行政诉讼法》所明确列举的那几种不作为以外，其他不作为是不能受理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行政机关的职责、义务不仅仅是由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的产生除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外，还有行政合同、行政机关的单方承诺等等。行政义务是由多种因素产生的。不作为涉及到其他权利，随着行政行为内涵的扩大以及侵权、赔偿外延的扩大，相应的不作为的范围也扩大了，此外由于对原告资格作了重新解释和定位，普遍确认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过去局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规定的受害人，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很牵强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八）项不就是依据吗？），随着原告资格的放宽，可诉性不作为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
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1.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问题。“98条”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的行政行为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行为；第二，行政行为是与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第三，行政行为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其中最核心的，是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不是我们杜撰的，是有法律根据的。《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的时候，使用了“行使行政职权”这一概念。在对行政赔偿范围作排除规定时，使用了“与行使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的表述，无关的行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言外之意，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是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的。既然对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确认加害行为的合法性，是提起赔偿诉讼的必要前提，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赔偿法》是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一个重要扩展，而且《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关于刑事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根据“98条”的精神，结合行政审判的实践，区分这两种行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有明确的授权。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都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原则上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没收则是行政诉讼法没有授权公安或国家安全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
第二，要看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有关行为的目的。扣押、冻结等等强制措施，与行使行政职权没有多大区别。某一个特定的扣押、冻结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仅仅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授权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必须要有第二个标准，那就是必须要看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什么，是干预经济纠纷，为一方当事人讨债，或者捞取好处，获取办案费呢？还是为了追究刑事责任、揭露犯罪？如果是前者，恐怕就不好说是刑事司法行为了。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起诉人构成犯罪的，被告的行为就是一个刑事司法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就是一个行政行为。笔者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有时公安机关采取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并不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只要“嫌疑”有据，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就意味着，有时候当事人不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见，将起诉人是否构成犯罪作为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司法行为的标准是值得研究的。
3.关于对某些法人团体的行为的监督问题。近年来，告学校、协会的诉讼不断出现。行政诉讼的发展暴露出了《行政诉讼法》的先天不足。起诉人告这些组织通常是以这些组织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理由的。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公司的权利、董事会的权利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呢？它也是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了某一个组织的权利，是不是就意味着该组织是一个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呢？显然，法律授权的，可能是私权，也可能是公权，所以仅仅看它是否有法律法规授权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看它被授予的这种权利（或权力）是公共权力还是私权利。如果某个行为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该行为的目的是在执行公共政策，那么这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
4.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作了明确排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呢？有人认为《行政复议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从形式逻辑、法律逻辑的推断来看，似乎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从立法机关的本意来看，不是这个意思。严格地说，《行政复议法》并没有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申请复议的范围：首先，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提出，即是说，申请人不能单独提出；其次，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程序，与复议程序不同，更多的情况下是复议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来作判断的，很难说是适用复议程序，这种审查虽然不是按照标准的复议程序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是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将来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某一个机关对某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作出了确认，进入诉讼过程后，这种确认对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复议过程中作出裁决的机关是最有权解释这个规范的或者确认该规范合法性的机关所作的，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问题是有权撤销这个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很多，作出确认的不是最有权机关，这时我们当参照规章的要参照规章，当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裁决和确认的，要送请有关机关作出确认和裁决。特别是《立法法》生效后，遇到规范冲突的，应当依照《立法法》的规定，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确认或者裁决，不能越权确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吴庆宝
如何制作高水平的民事判决书，已经成为民商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对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评析，就如何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以及当前制作民事判决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位同仁参阅、指正。
一、关于部首和案由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7）湘法经一初字第14号
原告（反诉被告）长沙铜铝材厂（以下简称铜铝材厂）。
法定代表人邓楚平，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文可立，该厂职员。
委托代理人贺汉芳，该厂法律顾问。
被告（反诉原告）长沙城市合作银行金城支行（原名长沙市金城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城支行）。
代表人陈亚军，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查建国，湖南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市新兴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闽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立军，长沙市涉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中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伯辽，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伯林，湖南君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铜铝材厂诉被告（反诉原告）金城支行无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阳公司委托代理人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该民事判决书部首部分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后未加冒号，在当事人名称之后应为逗号，而非句号；还应写明各当事人的住所地。关于当事人的简称，不宜在部首部分注明，应在案由部分或案件基本事实之前，当事人起诉与答辩或陈述意见时予以注明；在写法上，有的法院写为“以下简称”、“下称”、“简称”、等，从习惯和写法统一方面考虑，写为“以下简称”更好一些。在审查一些法律文书时还发现，有的法院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种写法是不妥的。如果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应写“董事长”；如果“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则应写“总经理”。试想，如果该法定代表人有七、八个职务，甚至更多头衔，是否也都写上？显然是不行的。
在写案由时，不论写的是原告人起诉的案由，还是法院经审理后确定的案由，均应当简明扼要，无须面面俱到。比如，借款合同纠纷，只须写成“借款合同纠纷”，不应写为“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或“借款合同欠款纠纷”之类。在本案中，法院将借款合同纠纷写成“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显然是欠妥的。另外，写当事人、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应当写明各方当事人具体什么人、以什么身份参加了诉讼。该文书中“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的“代表人”的写法指代不明确。
二、关于原告起诉与答辩
铜铝材厂起诉称，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厂多次向新兴公司追索欠款，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组织了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后金城支行因对新兴公司借款不放心，提出必须由我厂签订借款合同，否则不贷，我厂被迫同意，但声明此款只是借用我厂名义贷给新兴公司，并由该公司负责归还。五月十一日，我厂在与金城支行的借款合同上盖章，并随之办理了抵押手续，中阳公司则在担保人栏内盖章。正式办理放贷转帐手续时，金城支行提出自己没有一次性放贷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我厂以下属单位名义假立借据。我厂只好照办。立据当日一千三百万元转入我厂帐户，同日又转到新兴公司帐号。该公司当天还我厂四百万元，分贷给中阳公司一百八十万元。借款到期后，新兴公司多次与金城支行联系，要求延期，并两次出具还款计划，但未执行。我厂认为，金城支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迫使我厂代融资者签订借款合同，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且在操作上弄虚作假。借款合同不是我厂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
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九五年五月，我行与铜铝材厂签订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因我行按规定不能一次发放，经与铜铝材厂协商，该厂提出以下属五个单位名义借款，但实际仍将款进铜铝材厂帐号，并由该厂偿还。为此，双方还订立了“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我行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单位订立合同后，分五次共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同时在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合同上约定与其下属五单位签订的合同无效。然而贷款到期后，铜铝材厂至今未偿还贷款本息，虽经多次催促，但无结果。现铜铝材厂忽然起诉，声称此款是新兴公司借款，并捏造事实，混淆是非，企图与新兴公司、中阳公司恶意串通，来损害我行的利益。我行认为，我行与铜铝材厂的借款关系明确，因此反诉请求：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中阳公司陈述意见称，铜铝材厂诉称分贷一百八十万元给我公司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理由。中阳公司从未与谁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既不存在欠新兴公司的钱，也不存在欠铜铝材厂一百八十万元的问题。铜铝材厂无权提出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的诉讼请求。
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
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与反诉，基本将案件前因后果陈述清楚，但在一些内容的写法上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写年、月、日与款项数额时应当采用阿拉伯数字，包括在后面的基本案情和判决主文中，均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在标点符号的用法上，例如“铜铝材厂起诉称，……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本来两句话中间应当是逗号，表达连贯的两层意思，却因分成完整的两句话，使得理解时可能产生歧义。或使意思表达断断续续，缺乏逻辑性。第三，年、月、日写法应完整。象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95年5月”这种表述过于简化，毕竟法律文书不是流水帐，也不是随意聊天的记载，不该省略的地方还是应当追求完整的，比如写成“1995年5月”。第四，关于“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的写法。那么新兴公司是否作过非正式陈述？参加庭审时有无口头陈述？如有口头陈述，亦应写明：“新兴公司在庭审时口头陈述称，……”。在审查中发现，有的法院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即称该方当事人未作答辩，而事实上，该当事人不但后来提交了答辩状，而且在开庭审理时还有具体的陈述意见。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无视当事人书面与口头上的意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提交了答辩状，或是庭审时有口头陈述，或有律师代理词，法院均应如实将该当事人的意见予以体现出来。只有当事人确实未写答辩状，也未出庭，没有任何书面与口头意见的，法院才可称该当事人未作陈述。
三、关于案件基本事实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五年四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的拆迁补偿费。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九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五月二十二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5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4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4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后被金城支行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2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铜铝材厂、新兴公司三方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付款、收款凭证、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
案件基本事实部分既要写明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又要写明经法院查证以及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基本事实。对于有争议、当事人举证又不能证明的事实，法院应当如实介绍清楚，但不应同时作出自己的结论。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叙述对解决争议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和事实，为法院的审理和判决打下基础。本案基本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是很集中的，围绕着借款本息应由谁还，展开介绍借款背景、借款过程、款项使用情况，以及后来协商如何还款等。但是，这份判决书的事实部分看起来有些零乱。笔者认为可采取下面这种写法，使事实部分的条理更清楚。
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该厂的拆迁补偿费（？元）。（×年×月×日），新兴公司（删掉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2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1300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9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同年）5月22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注：将“屋”改为“产”更为合适）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一次性）贷款1300万元的权力，（遂）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注：均应写清五个企业全称，不应用简单称呼）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同年）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五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同年）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四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四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被金城支行（于×年×月×日）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使用）。
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年×月×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二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注：似将“分文”改为"借款本息”更妥些）。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注：应当简要介绍还款计划内容）。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宜）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新兴公司三方（就如何归还借款本息）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注：改为“至今金城支行未收回借款本息分文”）。
只有段落层次分明，案情才能一目了然，前后过程相衔接。当然，为便于介绍案情，付款过程、庭审时的证人证言亦应在必要时简要加以陈述，这样有利于将事实摆清楚，为以后的判决认定打下良好基础。如果查明的事实太多，可按照时间顺序分数段写成“另查明”、“又查明”、“还查明”。如果段落之间的事实衔接密切，亦可不加“又查明”之类的表述，可一段一段地将事实写完。此外，笔者还发现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起诉内容基本一致，有的甚至还不如原告起诉的内容全面、丰富；也有的将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书面陈述全部照搬进法律文书，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法官应使用法言法语，使整篇法律文书保持一种风格，既符合语言文字表述规范，又不要失去法官各自写作时的特色。
四、关于本院认为部分
本院认为，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确认无效。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无一次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而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对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所欠自己的款项，盲目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后久拖不还，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虽与金城支行签订过借款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而仅仅是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规避法律的表现形式，故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新兴公司作为存款的主要组织者和借款的实际使用者，长期占用资金不还是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所占用的款项应返还给铜铝材厂。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院认为”部分被视为整个判决书的精华部分，对原告的起诉请求，被告的答辩和反诉，支持了谁，反对了谁，支持了多少，反对了多少，应当在这一部分中作有针对性的评判。不论是阐述法院的观点还是批驳当事人的观点，均应当依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依据有密切关联的法律条文，层层论述，得出一个公正和正确的结论。本案在本院认为部分，首先直接写明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似显得太唐突，没有前因后果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欠妥当。应当根据签订合同的过程，逐一分析本案借款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进而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与此同时，也分析出铜铝材厂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从新兴公司收回拆迁补偿费，但又得出新兴公司应当还款给铜铝材厂的结论却是与本案处理无关的问题。在本案阐述理由时，应当解决本诉是否成立的问题，然后解决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本案审理结果看，反诉是成立的，法院支持了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本院认为”部分可采取如下写法：
本院认为：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所签借款合同，因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或根本未考虑）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拖欠自己的拆迁补偿款，盲目以自己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更无一次发放1300万元贷款的权力，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签订不准备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规避法律监管，故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金城支行对本案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借款后长期拖欠不还，其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因作为主合同的贷款合同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其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铜铝材厂作为本诉原告，其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关于判决第三人新兴公司返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因新兴公司虽是借款的主要使用者，但其并不是借款合同的签订者，也不是合同的主债务人，更不是担保人，故该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金城支行作为反诉原告，其关于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引用法律条文必须做到准确、具体，不应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在论证某一事实是否合法时，当事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如果结合引用法律条文进行阐述，更显得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当然，如果法律条文不够具体，也不必勉强，以避免引用不当和画蛇添足。
五、关于判决主文
一、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铜铝材厂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金城支行借款本金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三、中阳公司对铜铝材厂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新兴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铜铝材厂八百五十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七万五千元，反诉受理费九万七千元，合计十七万二千元，由铜铝材厂承担六万八千八百元，新兴公司承担五万一千六百元，中阳公司承担三万四千四百元，金城支行承担一万七千二百元。
本案判决主文基本将案件争议判清楚了，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有明显遗漏。例如：本诉原告的第一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书已写明，但其第二项由第三人还款给金城支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却未予判决显属不妥，应当在第一判项之后加判第二项：驳回铜铝材厂关于由新兴公司偿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第四项关于由新兴公司还款给铜铝材厂的判项，属于判非所请，即本诉原告未请求，反诉原告也未请求。那么，法院根据什么理由判由新兴公司还钱给铜铝材厂？显然这是本判决书中的一个重大疏漏。本诉案件受理费与反诉案件受理费均应由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按比例分担，法院判由第三人新兴公司承担，判由担保人中阳公司承担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亦应引起我们制作判决书时的高度重视。
六、关于制作一审民商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是恢复，不是扩大
——谈《若干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
江必新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是行政诉讼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审判实践中，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围问题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108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破除或者说取消原有的司法解释或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对受案范围的不当限制，将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本来面目上来，而不是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受案范围。
一、为什么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
之所以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经过将近10年的实施和贯彻《行政诉讼法》的实践，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行政审判任务，有能力承担更加繁重的司法审查的任务。10年前，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行政诉讼法》一旦实施，按照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总量的1％计算，法院的受案数量将达到百万件以上。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受案数量，每年最高的是9万多件，不到10万件，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法院每年平均只有30多件行政案件。按照我们现有的岗位责任制的规定，只需要一个审判员来审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诉讼起诉率是非常低的，如德国，总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它每年的行政诉讼受案数量却是我们的五倍，即是说每年的受案数是五十万到六十万件。我国台湾地区的受案数按人口比例也比我们多得多。经过十年的实践，各方面已经比较适应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的承受能力也在逐步增加，所以现在有条件恢复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的本来面目上来，应该根据立法机关的意思，逐步放宽受案范围。
2.我国即将要加入WTO，这将对行政审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和国际接轨，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救济，是加入WTO组织的一项必备条件，这是不能保留的。它要求每一个成员国必须为所有的商务活动提供足够的司法保障，尤其是行政诉讼的司法保障。我国现时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很多限制的，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受案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一旦我们加入WTO，就有履行相关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因此，必须在这方面作好准备。
3.从公民不断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出发，有必要恢复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最近几年，各方面对保护诉权的要求，对救济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会”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议论的热点。如果我们再不考虑诉权的保护问题，再不破除原来的不适当的限制，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二、“98条”是如何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98条”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1.删去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115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所做的定义。那个定义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狭义行政行为概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成为开展行政审判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障碍。取消“115条”狭义行政行为的概念，即意味着采用行政诉讼法早已认可的、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同的广义上的行政行为的概念。
2.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
《行政诉讼法》第12条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部分排除，但从诉讼理论的角度来说，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事实上还没有排除穷尽，由于没有排除穷尽，在审判实践中就带来一些任意性，对有些不应当排除的，在实践中也予以排除。所以，这次对于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原则上除了不可诉的行为以外，其他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可以受理。这些被排除的行为包括：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和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调解行为仅指行政机关的斡旋行为，必须是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处理民事争议的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以单方的意志作出的裁决行为，或者说以调解为名行裁决之实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狭义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仲裁行为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话，而是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规章加以规定的话，不能视为不受司法审查的仲裁行为，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可诉的行政裁决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某些咨询、建议等方式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或者当事人不履行、不理睬这样一种行为，不承担任何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具有强制性，那就不是行政指导行为，而是一个行政命令行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指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通常指公民或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或已经过了争讼期间的行政行为提起申诉，行政机关驳回申请的行为，之所以要排除重复处理行为，主要考虑到如果将这类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实际上是在事实上取消了诉讼时效，同时也考虑到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管理的信赖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决定后，还没有对外通知，这个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就还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现在有的判决书表述为内部行为，这是不准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内部行为不是指没有公开的行为，应表述为行政行为还没有成立；有些行为如通知、打印文稿，也是一个事实行为，但不对公民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也是不可诉的，但不能作扩大解释，有的行政行为已经出现还没有执行，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没有发生了实际影响，只要行政行为已经成立，就应当认为已经对当事人发生了实际影响）。
3.比较准确地界定了《行政诉讼法》第12条所规定的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4种不可诉的行为行为。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不愿意当被告，就千方百计把它所作出的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靠；法院不愿意受理行政案件，也就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行政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拉。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必须堵住这些漏洞，必须对这4种不可诉的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在“98条”的第2、3、4、5条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4.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了广义的理解。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对第2条又作了限制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宪法赋予了公民许多权利，除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自由权利，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权利，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当从广义上理解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概念：第一，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就使相当一部分的权益得不到救济，比如说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从国外的情况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被限制在狭义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范围内的；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原意看，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唯一考虑需要排除的是政治权利，从立法本意考虑，人身权和财产权应从广义理解。
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1.可诉行为从法律行为原则上扩大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上。“115条”的定义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把行政行为限定在法律行为的范围内。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明确的意思表示，旨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相对于事实行为而言的。事实行为相对来说，对相对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对行政机关来说，在作出这个行为的时候，并不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效果不一样。法律效果通常与意思表示相联系，是行为人所要追求的或希望实现的法律上的结果，往往涉及到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法律后果包含着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法律后果的一种，某些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但是它产生法律后果。事实行为显然和法律行为不一样。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准法律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讲，准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表示，不以发生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为目的，比如说案件的受理、确认、证明、通告，这些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与完整的法律行为是不同的。为什么要将可诉行政行为延伸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1)这是《行政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确权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说其实就是准法律行为，但是这个准法律行为，《行政诉讼法》是早已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这足以说明准法律行为是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从《行政诉讼法》立法本义来说，它并没有排除准法律行为。其次，《行政诉讼法》所讲的某些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某些财产上的强制措施，事实上也包括许多事实行为。而且在不作为的诉讼中，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一定法定职责，有些法定职责显然是一个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行政诉讼法》是无意排除事实行为的，《行政诉讼法》明确列举的可诉行为中本身就包括了事实行为。
(2)我们过去把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是事实行为侵权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采取“曲线救济”的方式，即通过行政赔偿诉讼来进行救济。如果行政机关是否合法不予确认，法院可以以赔偿诉讼受理这样的案件，并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合法性确认，不能在主文里确认。然后在主文里判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有点“弯弯绕”，这既不利于法院公正地裁判案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的救济。
2.可诉行为从单方行为扩大到双方行为。根据过去“115条”的定义，具体行为行为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个定义就限定了双方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行政许可就是一个双方行为，受理行为、奖励行为事实上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双方性。最主要的是行政合同问题，行政合同显然是一个双方行为，过去也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现在取消了“115条”的这个定义，事实上就取消了可诉行为必须是单方行为这样一个限定。《行政诉讼法》没有排除双方行为这样的规定，只是“115条”在当时的条件下所附加上去的。从审判实践来看，把具有行政管理职权内容的一些合同作为民事案件来审理有诸多不便，审理起来比较困难。
3.可诉行为从行政机关的行为扩大到所有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包括某些不具有机关法人资格的机构的行为。这个问题不是“115条”的过错，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而行政主体又被解释为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的行使行政职权，并且能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组织。但是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行政行为是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身份的一些组织如内部机构作出的，如果按行政主体的概念来套，这些就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可诉行政行为了。这样一来，越是超越职权，越是胡来，越是不能受到司法审查。所以“98条”没有使用行政主体这个概念，而使用“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概念，这就是说，可诉行政行为不要求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但是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拥有行政管理职权。这样解释，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精神。
4.可诉行为从涉及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扩大到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所有权利的行为。以前对财产权、人身权作了狭义的理解，“98条”对人身权、财产权作了广义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利问题，“98条”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定，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之前，直接涉及政治权利的案件还是不应当受理。但如果已经涉及了行政处罚，涉及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是要受理。
5.可诉的行政不作为扩大到了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所有不作为。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认为，除了《行政诉讼法》所明确列举的那几种不作为以外，其他不作为是不能受理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行政机关的职责、义务不仅仅是由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的产生除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外，还有行政合同、行政机关的单方承诺等等。行政义务是由多种因素产生的。不作为涉及到其他权利，随着行政行为内涵的扩大以及侵权、赔偿外延的扩大，相应的不作为的范围也扩大了，此外由于对原告资格作了重新解释和定位，普遍确认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过去局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规定的受害人，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很牵强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八）项不就是依据吗？），随着原告资格的放宽，可诉性不作为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
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1.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问题。“98条”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的行政行为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行为；第二，行政行为是与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第三，行政行为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其中最核心的，是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不是我们杜撰的，是有法律根据的。《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的时候，使用了“行使行政职权”这一概念。在对行政赔偿范围作排除规定时，使用了“与行使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的表述，无关的行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言外之意，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是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的。既然对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确认加害行为的合法性，是提起赔偿诉讼的必要前提，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赔偿法》是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一个重要扩展，而且《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关于刑事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根据“98条”的精神，结合行政审判的实践，区分这两种行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有明确的授权。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都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原则上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没收则是行政诉讼法没有授权公安或国家安全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
第二，要看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有关行为的目的。扣押、冻结等等强制措施，与行使行政职权没有多大区别。某一个特定的扣押、冻结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仅仅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授权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必须要有第二个标准，那就是必须要看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什么，是干预经济纠纷，为一方当事人讨债，或者捞取好处，获取办案费呢？还是为了追究刑事责任、揭露犯罪？如果是前者，恐怕就不好说是刑事司法行为了。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起诉人构成犯罪的，被告的行为就是一个刑事司法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就是一个行政行为。笔者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有时公安机关采取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并不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只要“嫌疑”有据，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就意味着，有时候当事人不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见，将起诉人是否构成犯罪作为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司法行为的标准是值得研究的。
3.关于对某些法人团体的行为的监督问题。近年来，告学校、协会的诉讼不断出现。行政诉讼的发展暴露出了《行政诉讼法》的先天不足。起诉人告这些组织通常是以这些组织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理由的。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公司的权利、董事会的权利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呢？它也是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了某一个组织的权利，是不是就意味着该组织是一个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呢？显然，法律授权的，可能是私权，也可能是公权，所以仅仅看它是否有法律法规授权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看它被授予的这种权利（或权力）是公共权力还是私权利。如果某个行为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该行为的目的是在执行公共政策，那么这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
4.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作了明确排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呢？有人认为《行政复议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从形式逻辑、法律逻辑的推断来看，似乎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从立法机关的本意来看，不是这个意思。严格地说，《行政复议法》并没有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申请复议的范围：首先，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提出，即是说，申请人不能单独提出；其次，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程序，与复议程序不同，更多的情况下是复议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来作判断的，很难说是适用复议程序，这种审查虽然不是按照标准的复议程序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是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将来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某一个机关对某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作出了确认，进入诉讼过程后，这种确认对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复议过程中作出裁决的机关是最有权解释这个规范的或者确认该规范合法性的机关所作的，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问题是有权撤销这个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很多，作出确认的不是最有权机关，这时我们当参照规章的要参照规章，当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裁决和确认的，要送请有关机关作出确认和裁决。特别是《立法法》生效后，遇到规范冲突的，应当依照《立法法》的规定，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确认或者裁决，不能越权确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